他们的共同体观念,绝不是为了对抗个体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体的自律和全面的发展,这从早期浪漫派哲学与康德、费希特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关系就可见一斑。其实纯粹从历史考证的依据来看,林登对浪漫主义的解释就已经显得过于简单化,并且充满误导性。
但是,NC主义者的成功宣传使浪漫主义的最初理想及其政治思想的复杂性被人们所忽视,而它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却依然深入人心。以致于二战后的一些研究仍倾向于接受这种由纳粹主义的宣传所塑造的德国浪漫主义的形象,并以此作为对浪漫主义进行污名化的基础。
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对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学的关注,加上对艺术天才的强调以及后来其许多成员皈依罗马天主教,导致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贴上了反动复辟的标签,并被认为引发了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这一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尤其是20世纪六十年代至今,西方学界对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起初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相较过去而言,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浪漫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的内在学理及其具有的积极意义,并且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对相关文本的整理和研究。
德国学者克鲁克洪、萨穆尔和梅尔等人对诺瓦利斯的手稿进行了非常严谨的编辑和注释,重新编订出版了六卷本历史考证版《诺瓦利斯著作集》。而《施莱格尔著作考证版》也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由贝勒尔、安斯泰特、艾希纳和阿亨特等人陆续编辑出版。
随着这些早期浪漫主义者的全集的不断问世,尤其是许多之前未被发现或未被发表的重要手稿的出版,使人们有机会结合最新的一手文献,对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与意义进行更为详尽和客观的研究,更加深入地认识作为一场文学和美学运动而兴起的德国浪漫主义与德国观念论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重新审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根本上超越古典与浪漫、进步与保守、理性与非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之间的二元对立,并且结合早期浪漫派所处的语境和他们自身的问题意识来处理德国浪漫主义所留下这笔丰富而复杂的思想遗产。
德国浪漫主义是作为一场文学运动而兴起,它延续了“古今之争”当中关于审美和文学鉴赏标准的讨论,并且将艺术本身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线性时间上的开端并不能从根本上规定某一事物的本质,浪漫派对文学和美学的关切本身并不仅仅是出于文学和美学的兴趣。虽然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有不少学者主张,我们应该将德国浪漫主义作为一场没有多少哲学兴趣的、独立的文学和美学运动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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