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初师范毕业前，和同学们去一所乡村中学实习，我们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帮那里的老师上课，批改作文，制作习题，熟悉起来后，有一天，他们把教案本铺展在我们面前：
“帮帮忙啦，有几个教案要你们给补一下。”
字要大一些，行与行要疏一些，板块要多一些。小心翼翼地完成了若干。两天后，学校里来了一些穿着正式的陌生人，校长陪着他们指指点点，在教室与办公室里钻进钻出。
有没有翻看我们写的教案啊？有没有惊叹我们漂亮的书写啊？当时的我大概有此一念。如今，在经历了许多“拜迎长官”之事后，没有学会陶渊明的“解印绶而去”，但渐渐明白，我们常以一桶水的功课应对有司一滴水的抽验，在教育一线的时间愈久愈清楚，老师的教案就是用来补写的，这就相当于很多学生的作业就是给老师看的，年终总结多半是用来存档的，大好的时光往往是虚度的。
写教案的时间地点本无所谓，但最佳的时机只有一个，在无关痛痒又无聊透顶的会议上，领导高坐主席台：“老师们，同志们，下午好，现在我们开会，本次大会有五个内容，我们依次进行，首先请……”在座的近五百名教师抬头以示敬仰者有之，大概三分之一强，剩下的则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世界，或者批改作业，或者摆弄手机，或者走神发愣，然而必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埋头苦干，一丝不苟，奋笔疾书。他们贪图一人一桌一椅相对安静的天时地利，心怀打发时间顺带解决一件无关紧要的重要任务的目的，一半心思关注笔底的流动，当主席台传来切中心灵的话语时，也能停笔抬头一望，抑或“哈哈”几声，附和一笑。
“最后，有请王校长（一把手）讲话……”掌声响起“哗哗哗哗”，落音之后继续抓起笔“刷刷刷刷”，龙飞凤舞……
我学生时代有几位恩师，高中的数学老师，四十上下，往往“赤手空拳”走进教室，别说教案，课本都懒得带，他手捏起一根粉笔，眼睛从左边到右边，从学生脸上聚焦到黑板，数字一丝不差地滑出，他的意志驰骋在我们的脑海中，那潇洒自信的形象、缜密敏捷的思维倾倒了仰望着的少男少女，我们向外班的朋友眉飞色舞地炫耀，似乎这样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威仪。初中的语文老师，满口之乎者也、唐诗宋词，言必称高尔基、鲁迅，外加一个金庸。他骑自行车上下班，进校后不去办公室，直接来教室上课，使唤我这个小助手：去拿老夫的课本。我却从不记得有什么教案、本本之类的东西。
若干年过去，这样的传奇我见的不多，即使有这样的功夫多半也被扼杀了，“耳熟能详”的或许是另一场景，某某老师被通报了，因为他没有教案却登上了讲台，这不是教学中的事故吗？无异于没有开采证就开始挖煤，没有施工证就开槽动工，没有卫生许可证就开门迎客，这不是拿工人拿顾客拿学生当实验品吗？
所以，学校领导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发生，采取了随时抽查与定期检查的双重措施。在一般情况下，随时抽查是有针对性的，某某老师常迟到早退，有个大事小情不是请假就是旷工，更要命的是成绩还差，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上层的黑名单他榜上有名，领导在料定他不带教案的时候，突然来个“皇帝驾到”（俗称推门听课），于是众太监乱作一团，丫鬟只顾撅着屁股磕头，“皇帝老儿”故作深沉，一言不发，听完课之后把手一伸：请出示教案。拿不出来吧，早知道你无教案，无教案就是没备课，没备课还敢登台，登台如上战场，上战场怎能不带枪，典型玩忽职守，态度不端，误人子弟——三无产品，于是交给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堂会审，诫勉谈话，罚铜数斤，昭告天下，以示震慑。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校以定期检查为主要路线，没有具体日期，多是例行公事，专门设立的督导组，其成员无非是一些面临退休或者不能教课的老师，都是同事，或者熟人。往往在查教案前的一两天我们就已经得到了密报，大家将教案之事提上日程，晚自习不看闲书了，聊天时手也动起来，再利用开月考分析会的工夫，集中突击，归结完善，列好次序，翘首以待，只等官方的指示下达。一两日之后，盖了红印章的教案发回来了，过关大吉，小酒喝起来，小曲唱起来。
二
2006年夏天，气温似乎突破了历史的新高度，那时学校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监察督导制度，将教案一事管理的较为松散，检查人员缺少，任务量巨大，即使动起手来，不过翻翻看看，敷敷衍衍，老师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其实，大家愿意把授课思路直接写在书上、练习册上或者脑子里，程式化地在教案本上动一个字仿佛都会被规矩住。那时教室也已经实现了多媒体化，PPT为授课带来的直观便捷，深受师生的喜爱。老师们更喜欢坐在电脑前构筑课程思路，配合声音动画，制作精美，视听结合，教案反倒成了秋后的黄花，枯萎凋谢了。
那年夏天，王老师刚刚在十几天前把他的第三届学生送走，从今天晚上凌晨开始，高考分数将“大白于天下”，所有的班主任今夜注定无眠，都要守候在电脑旁，把所有学生的分数查毕，统计过线人数，上交名单。王老师按照要求在晚上十一点前到达了学校微机室，他看到了高三年级以及复习班的几十位班主任已经启动了电脑，大家既兴奋又紧张地交流着，大屋子热得厉害，头顶上所有疯狂转动的风扇，以及一台立式空调卖力地劳作，也没有阻挡人身上不断加重的腻汗。
主管领导李校长出现，他面带笑容，偶尔参与几位班主任的话题。突然，不知从谁的嘴里传来一句：“可以查了……”大家噼里啪啦动起手来。王老师虽然已经有过两次通过查验别人的命运来紧绷自己命运的经历，但当他第三次把学生的准考证号输进电脑时，心里依然剧烈地“怦怦”跳。一个小时之后，室内的温度似乎没有随着夜的深沉降下来，王老师沸腾的心却变得冰凉。三五个同样失意的班主任邀请他去撸串喝酒，排遣郁闷，王老师说想早点回去休息，其实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没有一丝睡意。
这一年，学校没有在获知分数二十四小时内发喜报，打条幅，大力宣传。小城里的老百姓们似乎都有些不适应，因为每到这个时节，县城的各大街道，红旗招展，彩带飘飞，堪比五六年前国家申奥成功的气象。可是眼下，天气燥热，人人汗流浃背，个个愁眉不展。
当天夜里，王老师得到学校要检查教案的消息——整个高三一年的教案统统上交。他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多年以来，凭借对校领导的了解，他早就该猜到会有个由头冒出来，借机整治这一届不争气的老师，以纾解领导心头的怒气，并为下一个年级上上紧箍咒，而具体的方式无非是从备课听课、作业批改，以及教案书写上找突破口。
王老师沉浸在考试失利的伤感之中，加之一夜未睡，思维紊乱，这些深深阻碍了大脑的正常运转。他强行从床上起来，并发动他的爱人张老师。张老师虽然是教理科的，但是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刻，帮忙写写语文教案还是能办到的。王老师一看教案纸不够，便嘱咐爱人把余下的完成，自己下楼骑车冲向了学校。
大概在十一点走进校门，和昨晚时间相仿。他透过密密层层的树叶，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教学楼灯火通明，所有办公室的灯光都亮着，原本人去楼空的建筑仿佛又回归了昔日的热闹，他有几秒钟的恍惚，怀疑是不是学生过完假期又返回了校园。王老师钻进楼宇，各层办公室的门都开着，办公桌旁都坐着人，那些正是他可亲可敬的同事们啊。有人奋笔疾书，有人翻箱倒柜，有人边写边抹汗，有人形同雕塑，只有眼睛间或一轮。王老师走上四楼，亲临阵地，日夜奋战的战友都在，虚位以待的是他那深红色的靠椅。正要打招呼，隔壁办公室教物理的具有“帕瓦罗蒂”之称的陈老师又放开了他粗犷的喉咙，于是，大家伙耳边响起一个调子，歌词随之溜进来：
解放区呀么嗬咳
大生产呀么嗬咳
军队和人民 西里里里 嚓啦啦啦 嗦啰啰啰太
齐动员呀么嗬咳
……
八路军呀么嗬咳
自己动手么嗬咳
丰衣足食么嗬咳
加紧生产 西里里里 擦啦啦啦 嗦啰啰啰太
为抗战呀么嗬咳
顿时，安静的教学楼里有了短暂的躁动，豪迈的歌声所到之处无不变成一双手，轻轻缓缓地抚摸着老师们的笑筋儿，孤独矗立在黑暗中的建筑物也抖动抖动，“哗哗哗哗”，阵阵清风舞动树叶，吹进屋子，大家笑过之后，似乎精神也一振，生出了驱走午夜困乏的力量，王老师的脸上挤出几天来第一丝笑容，之后硬着头皮加入了补写教案的队伍。
那一年，学校遭遇了高考历史上的滑铁卢，这场惨败的制造者——那一届的老师们不仅没有得到翘首盼望的高考奖，外出旅游的资格也人间蒸发，又因为教案的缺失、糟糕，每人被罚金五百至一千元不等。学校正以此为契机，大力整顿教师队伍，完善管理制度，成立督导组。当我来到小城，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它已经是招揽四方、称霸当时的名校了，而完成教案一事自然不能公然敷衍塞责了。
我和王老师以及其他老师熟识起来，他们唉声叹气，说起了那年夏天的故事，脸上尽是不堪回首又饶有兴致的表情，最后，“意味深长”地教育我们这些后辈：“上战场，可以不带枪吗？教案，是一定要按时按量完成的哟！”
三
五年之后，我告别了王老师以及其他亲密的战友，依然以教书为业，我走过高中，走过初中，经历更丰富，基本功更扎实。学校换过几个，教案等身也不为过，但渐渐发现，各校对待教案的态度是不大相同的，有的要求按照一定的模式规范写，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最后做什么，是不能变的；有的要求老教师可免，年轻教师必写，谁老谁年轻由领导决定；有的天天写，月月检查，只不过纸上有字就可过关；有的学校，想起来查一回，想不起来的时候居多。
但是，我也发现，老师们的态度大体是相同的，我常常看到在一些无关紧要又无聊透顶的会上，有人在白花花的教案纸上一路挥洒，就像驰骋在茫茫的戈壁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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