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当时中国各地方势力情况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诚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不同。公开支持张、杨和完全站在南京一边的都是极少数，大多数持中立态度：既不支持张、杨扣蒋，呼吁张、杨早日释蒋，也不支持南京武力讨伐西安，而是主张双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事变。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差异，反映了他们同蒋介石关系的不同及其自身利益的不一致。
张学良和杨虎诚
张学良和蒋介石
长期与蒋有矛盾，并多次发动反蒋战争的桂系以及与桂系有关系的李济深，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张、杨的义举。西安事变爆发时，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正在西安。刘在事变当天密电李宗仁、白崇禧说：“此间兵谏事，想已见诸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指白崇禧）能乘机来此，共商一切。”李、白对张、杨扣留蒋介石的行动虽“不敢苟同”，但明确表示：“张学良主张联俄抗日，我们是很赞同的；对“抗日必须容共这一点”，“有从详考虑的必要”，并一再申明：广西的立场是“对外不对内，对事不对人，”主张在“外侮急迫”的时刻，“绝不容国内再有内战的发生”，提出“先用政治方法解决，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并健全中央政府的组织，集中抗日力量及联合世界上同情我抗日的国家。”在举国一致谴责张、杨“叛逆”声浪中，李、白也认为张、杨扣蒋是一种“轨外行动”，并且说这是由于“汉卿痛心乡邦，一时激起情感”引起的。实际上这是为张、杨的正义行动进行辩护。
李宗仁和白崇禧
李济深在12月18日发表的通电中说：“汉卿（张学良）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因此“绝不宜以叛逆目之”。通电指出：“政府遽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并说：“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以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
李济深
担任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的刘湘，由于手握几十万川军及其所控制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西安事变爆发后成为南京和西安间互相争取的重要对象。此前蒋介石以追剿长征红军为借口，插足四川，打破了刘湘在四川的一统天下，蒋、刘矛盾激化。蒋在西安被扣后，刘认为他驱逐蒋系势力、恢复独霸四川的时机已到。事变后，当蒋的亲信、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飞离重庆前往南京的当天下午，刘湘就将其所部将领召至成都商量对策。当时有人主张派兵包围成都的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迫使蒋系势力出川；有人主张暂与南京虚与委蛇，派人去安慰蒋系人员，视事态发展再作定夺。刘湘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他派邓汉祥去安慰在川的蒋系人员，并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遵照南京旨意，促使张、杨早日释蒋。刘湘对张、杨则表示同情。张、杨的代表宋醒凝到成都时，刘湘则“极为兴奋”，对宋表示“川陕唇齿相依，愿做后盾”。不久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刘湘自知驱逐蒋系势力出川的愿望已成泡影，便大骂张学良不止。
刘湘
控制冀察（河北、察哈尔两省）、平津（北平、天津两市）的宋哲元和统治山东的韩复榘，是华北地区两个重要实力派。他俩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不同，但都反对南京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强硬派向西安动武。12月23日宋韩联合发表通电，针对南京16日发出的“讨伐令”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主张“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南京当局认为，在蒋被扣的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会使混乱局面“旷日持久，众说纷纭”，便通过各种途径劝说宋、韩收回上述通电。
宋哲元
韩复榘
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是张学良寄予厚望、也最使他失望的地方实力派。事变前几个月，他和张学良在洛阳曾一起向蒋诤谏，请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厉斥责后，张学良、阎锡山曾有待机对蒋采取行动的口头黙契。因此，张发动“兵谏”时估计会得到阎的同情和支持。阎锡山估计张、杨的行动未必能获得胜利，于是自食其言，攻击张、杨是“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向张、杨提出“何以善其后？”“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能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张、杨据理批驳阎的无端指责，并派代表李金洲飞往太原，当面向他通报事变的有关情况。阎表示可派代表去西安，但先决条件是这些代表到陕后必须单独与蒋会面谈话。阎又受孔祥煕等人委托，在南京与西安间斡旋，企图让张、杨把蒋介石送到太原。由于西安方面抵制，他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
阎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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