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放和我走出画室。半夜里的晚风习习，吹得树影婆娑起舞，街道落寞冷清得很，其场面与火车站的喧嚣与飞扬的灰尘截然相反。再一眼望去，只有两排路灯在青黑的天幕下亮着。
街道上，无人行走，无车行驶。他放下搭在我肩膀上的手，双手插进了裤兜，我也把双手插进了裤兜，我们在等待彼此回应，但都没说话，我只听到我们的脚步打击地面的声响。
长长的街，我和徐放两个人的长长的街。
“饿了吧，走，吃碗面去。”徐放说。
“这么晚，店都打烊了吧。”
“巷子里有家小面馆，十二点才打烊。”
“好吧。” 我说。
顺着长街走了几分钟，到了一条小岔路口，我和徐放没入浅浅的小巷中，继续朝面馆走去。
“你来找我，一定有事，告诉我，什么事？”徐放坐在我的对面，低着头，他一边用筷子搅拌青花大碗里的面条，一边说。
即使他试图用低头的方式来掩饰内心的不安，但他持续大约一秒钟的身体抖动，神奇地被我捕捉到了。是的，我想，他肯定知道我夜里乘坐绿皮火车辛苦而来的理由，他意识到我要说什么吗？他在等待我亲口把话和盘托出吗？
他是知道事实的，但他却不信，或者信吧，但却拒绝相信。
可是，事实摆在那里，事实不会因为你拒绝相信，它就消失，也不会因为我难于启齿，而不再存在。
“你回家一趟吧。”虽然我认为单刀直入地告诉他最好不过，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我无法预估他的承受力有多强，于是，我转弯抹角地说。
“回什么家啊，哪有家，哪里是家？”他抬头直盯着我，愤怒地像头小狮子。
“你爸爸联系了你吗？”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温和地说，试图稀释他的愤怒。
“联系了！”徐放说。
“那你知道你母亲的事了。真不可思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哀伤起来。
“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她们三个人好着呢！”他带着满脸复杂的表情说，声音明显比刚才加重了。
“小伙子，你们看，店里就剩你们两位了，十二点了，到打烊的时间了，我每天准时关门。”面店老板打着哈欠又说：“家人在挂念我呢，想必是盼我快些回家吧。”接着他又连打了几个哈欠，再伸了个疲惫的懒腰。
“好吧，不会打扰你太久。”我说。
很快，我吃完了碗里的面条，一根不剩。徐放没吃，不，他开始应该吃了几口，看来，后来他的胃口不佳。
我和徐放又折回到那条长长的街，寂静得只剩下路灯光亮和我俩的脚步声的长街。
“我想赶明天最早的一趟车回去。如果不去上课，班主任又该找我麻烦了，你跟我一起回去吧。”我说。
“不回。”他说得很坚定，说完不久，却颓废地坐在路边凸起的人行道上，背靠着路灯的水泥柱子。
“你的妈妈患了病而且是很严重的病，你也不回？”
“不回。”
“你恨你的爸爸，我可以理解，但我不理解，你对你妈妈的态度？”
“他都与别的女人好上了，我妈妈完全可以跟他离婚，但我想不通，她不离，反倒照顾着他们，想到这些，我一肚子的气都没地方出。她的宽宏大量，我可没法接受。我回到村子里，都抬头做不起人。”他忧伤地诉说着。
“唉！”我长叹一口气说：“大妈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会有什么没难处，就是太懦弱了。”
“听胡因的爸爸说，大妈这病没有家族遗传史，是心里长期压抑造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说不定大妈对你爸爸和那个女人的事，表面上和颜悦色，其实内心一直都逆来顺受呢！明明忍不了，还要强忍，才导致这样的结局。”
“离了婚又不会死。她简直就是个笑话！”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她可是你妈，是受害者。你再恨一个人，也不能恨一个神志不清的病人。你还是跟我一起回去，去看看她。她一个人在精神病院躺着。难道你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我感觉到了，她有多想看到你。如果你执意不回，你会后悔的。”
“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会回去。”
“好吧，既然如此，那算我白走了一趟。徐放，我想，我也应该走了。”我对他大逆不道的态度愤怒到极点，我不想再说了，转身就走。
“你去哪？”徐放站了起来。
“关你屁事！”我头也不回，气呼呼地一直往前走，我走在长长的街道上，一直走。我宁愿在街道上走一晚，或在街头睡一宿，我也不愿再见到他，我现在懒得理他。
我要回火车站，我要回抚州。
徐放，他没有追来。
半个小时之后，我回到火车站。火车站前空旷的广场上，旅人已变得稀少，只是那些随手丢下的垃圾，遍地都是。几个穿环保制服的人在清理卫生。
我去了售票大厅，售票窗口紧闭。我看着窗口上方的电子屏幕。明天，9月28号，最早的一班火车，早上7点18，列车号5412，还是我来时的那趟绿皮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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