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在火车上翻阅了汪曾祺的散文。一直都很喜欢老先生的文风，觉得闲适清新，颇有周作人和沈从文之风。
书的背面有一小段话，是汪曾祺说的：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看老先生的饮食散文也是生之乐趣，人生百味，世间百态都化作对食物和味道的精心调配上。有时会莫名羡慕汪曾祺对于吃的讲究，毕竟好吃的人太多，但真正会吃，并且吃好的人寥寥无几。
饮食散文，最地道的还是汪曾祺，他既会做菜，又会品菜，还可以贴切自然的将色香味呈于笔尖纸面，娓娓道来，就像是在听家中长者一边做菜，一边发表看法。汪先生的散文有烟火气，但没有油烟气，看书时总是眼前浮现一个道骨仙风的清瘦作家像伏案握笔写作样站在厨房里，调配各种食材佐料，这是副极可爱的画面。
汪曾祺将饮食文化和文学融合到一起，达到了创作的跨界，《食事》一书中包罗万象，从故乡的野菜到昆明的名吃——汽锅鸡，从北京酸香的豆汁儿到内蒙贴秋膘的风俗，仿佛世界上有格调的美食汪曾祺都胸有成竹。沈从文先生吃东西讲究东西的格调，而汪曾祺先生讲究精致用心。所用配料之严格，所讲究风味之地道，所描写笔触之细腻有肌理，无不令人感叹。
饮食散文不是菜谱——配料多少，如何做菜。读这部散文，经常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作家本人的真性情和可爱性格，并且能旁敲侧击的了解到很多耳熟能详名人的有趣事迹。如《寻常茶话》中写道老舍先生到莫斯科开会，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先生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读来，一个性情外露的可爱小老头跃然纸上，存活在我印象里的就不只是干巴巴冰冷的名词解释了。还有严歌苓带着她的外国丈夫到汪曾祺家吃饭，指定汪先生要做几道特色菜招待，其中一道拌干丝严歌苓吃了许多，最后连汤都不剩，这里读来又是会心一笑，文人之间的友谊跟普通人并无二致，严歌苓在汪老的笔下，反倒像是个任性撒娇的女孩子。周总理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过一次狮子头，招呼大家说“多年不做了，来来来，尝尝！汪曾祺在书中写道“想必做的很成功，语气中流露出得意”。看到这里，又是一笑，整日国家大事，日理万机的总理在厨房里洗手作羹汤，任何附加身份在食物面前都是无意义的，一道菜存其本味就是最大的圆满。
汪先生的散文不仅是味觉和视觉的盛宴，还会引人深思。文中多次提到“文革”，虽然仅仅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我仍然能够体会到这份淡定下的狂风骤雨。汪先生被下放劳改，但他记录下的都是当地有特色的食物，尽管饥饿年代，却能就地取材，苦中作乐，这份乐观达通着实令人佩服。
饮食文化和文学写作之所以能够实现跨界沟通，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就有很多相同之处。汪曾祺在他的散文中多次提及饮食文化对于文学给他带来的启示，很有深意。文学创作和欣赏就像吃饭品菜一样，各人口味繁杂，只要有滋味的菜品大可以尝试，但是前提要算得上菜。比方苦瓜很多人不爱吃，但不能阻止别人吃，但是狗尾巴草就不行了，至今还没有听说喜欢这种的。在文革时期，这种生活哲学是难能可贵的。
做人做事当如老先生，于细节处精致，寻找乐趣；于大事处豁达，笑对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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