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火烧赵家楼

火烧赵家楼已过去100年。当100年后我们再来看这段历史时，你又会想到什么呢？嘴哥有很多概况，其中一个是：北洋政府真的很宽容。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4月底到5月初，巴黎和会的噩耗频频传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日益暴露。5月3日，北京内城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千余人的集会虽时近午夜才结束，但人们并没有去休息。座落在景山东街的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灯火通明，青年学生们正在分头忙碌着，准备着。他们在一面面布的、纸的旗帜上，挥毫泼墨，苍劲有力地写上：“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第二天5月4日，下午一时许，北京十几个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勇敢地肩负起历史与时代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掀起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学生们集合天安门的目的主要是游行示威，向“总统府”及英、美等帝国主义使馆抗议表示国民外交的声势，除极少数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是没料到会发生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殴伤章宗祥的。

学生们在天安门汇合以后，即准备向使馆区进发。北洋政府派来步军统领李长大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先后到场干涉。但吴炳湘等的劝说并未发生任何作用，反而被学生们申斥了几句。爱国学生们在冲破反动派的阻挠后，便直奔东交民巷而去。行至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原来反动派早已作好准备，命令所属阻挠游行队伍。被阻于东交民巷西口的三千青年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个小时，愤怒的学生义愤填膺，“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呼声响彻云霄。大家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走去。这时，担任总指挥的北大学生傅斯年，虽然极力阻止，但他哪里挡得住群众运动的洪流呢？当队伍向赵家楼进发时，军警戒备更加森严了，便衣特务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了。

学生队伍向曹汝霖宅进发，其游行路线：从东交民巷西口，转北走户部街，东行经富贵街、东户部街、东三座门大街，跨御河桥，沿东长安衔经东单牌楼，往北走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穿过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沿宝珠子胡同北行到前赵家楼胡同西口，再由此往东至曹宅。

当日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在总统府参加宴会。当学生游行及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传来时，有人劝告曹等“暂留公馆不要回家”，但他们没有重视这一劝告，认为赤手空拳的学生是可以对付得了的。下午三时许，曹、章回到了赵家楼胡同，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加派了二百名警察到曹宅守卫。曹、章回到曹宅后，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个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新闻记者也来了。他们都认为，学生们不至于有什么暴烈行动；即使出现什么行动，也会很快被武力驱散和制止。四时许，游行的学生们呼声震天，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到了赵家楼胡同前街的曹宅门前。

根据曹汝霖本人之回亿，当时该宅分为东西两院，西院均系中式房屋(包括大门及门房)，东院则是一排西式平民留住东院。学生到达赵家楼胡同曹宅内外，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当学生们叩击大门时，周围警察即上前阻止，双方发生争执。学生们一面和警察理论，对其宣传爱国思想，一面绕屋而行寻找破门之路。忽然一声响亮，大门打开了。原来已经有人爬进曹宅从里面把门打开了。学生们冲进曹宅的时候，曹汝霖、章宗祥迅速躲避起来了。学生们碰上了曹的父亲和小妾，学生们并没有伤害他们，而是令警察引出去了。

曹汝霖、章完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许多人以为曹已逃出曹宅了，其实，现场的情况是，曹和章一样都躲在曹宅并没有立即外逃。曹汝霖在他九十一岁的时候，尚能清晰地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屋，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

四时三十九曹宅火起。起火的原因，有四种说法：1、学生放的；2、曹的家属放的；3、电线走火；4、曹的仆人放的。

根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大致可以肯定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正如第一个冲进曹宅的北师大学生匡互生所说：因为他们到处找不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只得烧了他们借以从容商量作恶的巢穴，以泄一时的忿怒。

放火的学生是谁呢？据一位和匡互生共同参加五四运动的目击者回忆，正是匡互生本人。火起的具体情况，目击者回忆，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箱汽油，将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曹汝霖的回忆也和这一情况大体相同：“学生们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浇上汽油，放火燃烧。”

在曹宅西院火光初现的时候，学生们见几个警察和许多佣人围护着两个穿西装的中年男子出去，这二人正是章宗祥和中江丑吉。许多学生跟着他们追赶，他们逃进一个小杂货店内，学生把这二人拖出来推倒在地，用手执的小旗杆子对着章宗祥当头乱打，打得他头破血淋。不久大队警察赶到，一齐舞起木棍和指挥刀来驱赶群众。曹宅火起后约半小时，督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大即带大批军警赶到。这时，已经接近六时了，学生已大部散去。尚在看热闹的学生只有几十百把个人了，而那些攻打曹宅用力过多的，这时多半也已经精疲力竭地回学校休息去了。

军警们逮捕了32名学生，学生被捕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当面向曹汝霖道歉，并派车将曹及其全家送往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章宗祥也被护送到同仁医院。这时消防队也已到曹宅，其“东院一排西式房已将烧尽了，只剩了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

当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家中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密谋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在对付学生的办法上，统治阶级内部的意见颇不一致。执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等主张严厉镇压爱国运动，严办被捕学生。而大总统徐世昌和教育总长傅增湘等则主张采取怀柔政策，释放被捕学生，以缓和民众的愤慨情绪。

在北洋政府密谋对策的同时，北京各校学生也在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同学和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从5月5日起，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虽不赞成学生罢课，但对学生的爱国热忱深表同情，并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

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被捕学生。北京学生的罢课，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使北洋政府感到恐惧。北洋政府于5月7日将被捕学生释放，被捕学生获释返校后，受到各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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