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文化思考

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毛主席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人人皆知， “寻乌调查报告”更是调查报告的典范。党的事业在发展，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需要大大提升。这背后既是形势发展的牵引，更是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倒逼。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文化思考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对这句话的评述是：“君子只计谋于道，不计谋于食。耕田也有饥饿的时，学道也可得禄食。所以君子只忧道之不明不行，不忧贫不得食”。这是孔子在25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创时期，对当时的人们所提倡的思想，希望人们出离“衣食住行”多思“仁义道德”，其进步性不言而喻。但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实践的土壤，后世拘泥于夫子的言说，不懂得与时俱进，使之固化为“空谈误国”的基因缺陷，形成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文化导向，实非夫子所愿，但却贻害无穷。

今天的人们，经常把历代中国王朝走不出“历史周期律”说成是由于中国“没有民主”，但实际上，自宋代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是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甚至可以说主导了“道统”，有人说孔子是“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没有民主权利的并不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而是老百姓。与欧洲那些因科学发明而被送进监狱和被送上火刑柱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士大夫是垄断话语权的贵族。但历史却以一次次惨痛的重复昭示：口吐莲花、妙笔生花的士大夫，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但与战斗和生产融合在一起的夷狄。文饰还异化出虚伪，而实干却沉沦为低俗，华夏文明的悲剧，士大夫阶层“只说不练假把式”难辞其咎。

毛主席讲“孔学名高实秕糠”，正是看到了儒家传统的这一基因缺陷，他认为儒家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现实、脱离群众。把形而上的理论与形而下的实践割裂开来，以普通劳动者的生产劳动为粗鄙下贱，而满足于道德文章的轻舞飞扬，沉醉于吟诗作赋的自得其乐，甚至迷恋于放荡不羁的疯癫轻狂，就是不屑与普通劳动者为伍，不愿意从事踏踏实实的生产实践。本来应该成为社会发展进步中坚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就是古时的士大夫阶层，整体蜕化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恩”，“成就”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拙劣形象。

以至于宋明理学家提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却忘了如何“格物致知”，让阳明先生对着竹子“格”出病来，也未达到“致知”的效果。痛定思痛，在悟透了“格物致知”是知识与现实的关系后，阳明先生创立了“知行合一”的心学，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一举打通了知识、现实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有人说毛主席的《实践论》就是受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也是对传统文化中“不务正业”的反思。

其实，毛主席当年在“窑洞对”中对黄炎培所言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对民主的解释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他所担忧的是他一手缔造的党会不会退化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脱离人民群众、脱离世界大势的“新的士大夫阶层”。不再是士大夫阶层垄断民主权利，而是最广大的人民民主，由此彻底改变传统文化的弊端，让中华文明和中国王朝史跳出“周期律”。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面对这样的使命初心，面对最广大人民的民主监督，我们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就必须深入生产劳动的第一线中走群众路线，真知深知人民的需求和疾苦，向人民学习，以人民为中心。由此才能让我们永远与人民群众在一起，永远不改“人民”的立场和本色，从文化基因深处彻底与“士大夫阶层”的高高在上相决裂，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力量。这是否也是我们必须始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深层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