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拔起来，安置在邪恶不正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会服从了；把邪恶不正的人提拔起来，安置在正直无私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不会服从。”
【感悟】
钱穆《论语新解》：此章孔子论政，仍重德化。人君能举直而置之枉之上，不仅直者服，即枉者亦服。故他日又曰：“能使枉者直。”盖喜直恶枉，乃人心共有之美德。人君能具此德，人自服而化之。然则私人道德之与政治事业，岂不如影随身，如响随声？此亦古今通义，非迂阔之言。
一、针对时弊
鲁哀公是鲁国第二十六任君主，公元前494－前468年在位，共在位27年。鲁哀公在位期间，国事日非：内有“三桓”把持朝政，外有吴、越、齐交相侵逼，虽贵为周公苗裔而无从防御。鲁国内政外交的这种窘境，固然是其来有渐，但鲁哀公自身失人君之体，行事表里不一、不能知人善任，本末倒置，无疑是使这种局面更加严重。
鲁哀公在位时，田饶侍奉哀公，但是不被重视。田饶对哀公说：“我将要离开您而象鸿鹄那样远飞啦。” 哀公说：“什么意思啊？”田饶说：“您难道没看见那鸡吗？头上戴冠的是有文采的；脚后面有距的是孔武有力的；敌人在敢前去打斗的是勇敢；看见食物招呼别的鸡是仁；守夜不会忘记报时那是信用。鸡虽然有这五种优点，您还是每天用它煮汤喝，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离得很近啊。而鸿鹄一飞千里远，落到您的园林水池中，吃您的鱼鳖，啄食您的豆粟作物，也没有那五种优点，您还是看重它，原因是它来自远方。我请求象鸿鹄那样远飞去了。” 哀公说：“停！让我写下你说的话。”田饶说：“我听说吃了食物的人，不会毁坏食物的容器；在树下庇荫的人，不会折断树的枝条。有学士不用，还写下他的话干什么呢？”于是离去前往燕国了，燕国委任他当宰相。
唐周昙《春秋战国门·田饶》：“厨抛败肉士怀饥，仓烂馀粮客未炊。临难欲行求死士，将何恩信致扶危。”
可见得孔子当时对鲁哀公的回答是针对时弊以及鲁哀公不能善用贤人的，当然这个道理也是贯通古今的，在任何时候都适用。
二、亲君子远小人
“选贤用能”，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法制度下的选官用吏，唯亲是举，非亲非故者即使再有才干，也不会被选用。孔子的这种用人思想可说在当时是一大进步。本章值得我们品味的是：
1.孔子是将贤者安排在佞者之上，而不是罢黜佞者，的确不失为高明的用人之道。因为那些邪佞之小人在位时间颇长，已羽翼丰满盘根错节，你只能逐渐削弱他的权柄，在逐渐淡化他们权力的过程中夺回权力。假如你一下子让他从权力的顶峰跌入谷底，他们可能就会恼羞成怒，轻则会引起动乱，重则会叫你丢失权位。孔子所告诫的，正是在拨乱反正时期慎重的权力更换之妙策，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妙用。
从后面的一些改革家忽视了“中庸”而遭厄运的事例来看，也足以证明孔子“稳中求发展”的大智慧。就以商鞅变法为例：商鞅变法对秦王朝的崛起，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商鞅的结局却是在风烛残年之际遭车裂而死，全家抄斩，不得善终。 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贵族阶层的权力，而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却损害了一大批人的利益，犯了“众怒”。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商鞅变法虽然对秦国的强大有帮助，但对于秦国的稳定和秦王的公共关系却是极为有害的。
2.朱子对这一章的解释说：程子曰：“举错得义，则人心服。”谢氏曰：“好直而恶枉，天下之至情也。顺之则服，逆之则去，必然之理也。然或无道以照之，则以直为枉，以枉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
举用和安置人能够得义，人心就会所向。因为人心都喜欢正直，不喜欢邪枉，这是天理。即使是邪枉的人，本身他也喜欢正直的人，也会尊敬正直的人，也会对正直的人敬服，只是他自己劣根性太重了，他自己改不了。所以举错如果得义，君子领导小人，那小人也就学着君子、效法君子，慢慢也会得人心，这是有教育的内涵在里面。所谓上行则下效，人心就服了。
《论语》的大德不仅遍及中国，也影响着世界的长治久安。是人性共同的自然选择，是人生幸福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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