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老师的梦想在哪里？

原文｜周健
整理｜无影

昨天，看了《八岁女的母亲在哪里？》，前面的描述，令人不忍读下去。

但，除了痛惜地问：妈妈在哪里？

我们更要思考：
乡村老师的梦想在哪里？
乡村教育的明天在哪里？

1

为什么会这样？出路何在？

周健在《口红、教鞭和献血》里反思：

（以下原文引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个社会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喜欢从弱者入手。比如，解决不了伤害小凤的老师，就解决小凤的控诉。

把解决问题的源头放到弱者的身上，往往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世界，一个生活得极端表面的世界惯行的办法。在这样的世界里，大家没有耐心去深究事情后面的真相，大家也都不愿意去触及问题的真相，那样做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

“儿童被虐”、“女童性侵”这些问题的制造者明明是成年人，过去大家都是万众一心打“流氓”，现在大家连“流氓”都不打了，直接教育女童该如何防止性侵。

说实话，这些幼小的孩子，一个个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你怎么让她去防止被性侵，她知道被性侵又能怎样？她能反抗得了么？从弱者入手解决社会问题，说起来爱心满满，做起来热泪盈眶，事实上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没有太多价值。

2

如何解决？

城乡二元结构下严重失衡的社会福利制度，才是造成困境儿童问题的根本症结。

情绪的狂欢除了绝望和无解地发泄，没有人会真正去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人会觉得这些问题会被解决。

跨越这些情绪的狂欢，就像年轻的恋人们需要冷静下来，不能只专注于享受短暂的情欲，而是要一点一滴的去了解对方，一件事一件事地相互鼓励，才能建立彼此的信任，才能迎来风雨不变的爱情。

儿童是一个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儿童也寄托着这个社会的未来。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不是社会的花圈，不是我们表达同情与怜悯的工具。关于儿童问题，我们应该坚持从“最小防范成本原则”出发，而不是去考虑项目社会影响的最大化。

3

由“最小防范成本原则”出发，是“一校一梦想”针对乡村教育的一个出发点。

“一校一梦想”认为，无论是关注儿童问题，还是关注贫困问题，都不应该从弱者入手，从弱者入手，只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把清晰的问题越搞越混沌。"

（以下原文引用）

在中国的乡村学校，老师体罚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每次去探访乡村学校，都能看到很多讲台上放着“教鞭”。

我问孩子们“教鞭”用来干什么的？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回答“打人的”。当我把老师叫过来再问同样的问题，孩子们又会异口同声地说，教鞭是用来“指黑板”的。

虽然孩子们如此回答，我依然每次都会对老师和孩子们严肃地说：“老师没有权利打你们，谁也不能对你们使用暴力！”然后把老师的“教鞭”收走。

每次我收完“教鞭”都会有同行的伙伴说：你这么做，什么用也没有。老师马上还会找到新的“教鞭”。

其实，我也知道这没有什么用，但我们必须去表明我的态度，在“一校一梦想”支持的学校里，我们反对对学生有任何形式的体罚。

4

从 2015 年开始，“一校一梦想”已经在全国帮助了四百多所像杨庄小学这样的学校里的校长和老师，帮助他们重燃对教育的梦想，帮助他们重新感受这个社会的温暖，让他们孤独的心变得暖和起来，并且把这样的温暖传递给孩子。

周健说：

今天，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慢慢地来，给那些乡村学校带来一点点的变化，让小凤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在“慢慢”的行动中，把个人的成就感与认知偏差的挫败感辩证地交融起来，从历史中去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愿，老师们的梦想常在；

但愿，小女孩的悲剧不会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