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中的“物哀论”

“物哀”产生在日本平安时代，归源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站在儒佛的道德主义之上，将《源氏物语》作为“劝善惩恶”的道德之书，而是实际上，物语的文字写作宗旨在于“知物哀”。

在大多数日本文学作品之中，便藏有源氏“物哀”的特色。了解“物哀”，或许更能深透日本的文化，去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崛起。

川端康成的作品总是凝着淡淡的感伤，并非哗众取宠的煽情，也绝非刻意的矫作。这种不淳厚，很平淡的情感在他众多作品里足迹可寻。

我初阅他的《千只鹤》时，本是荒唐不合伦理的乱伦之恋，在他的笔下，不特意去避开角色的主观情绪，朦胧缥缈的色彩无形地增添了男女情感的悲哀。

川端康成甚爱雪，如同日本人钟爱樱花，爱出了花道，爱出了信仰。这种瞬间之刻的残缺美，独得日本人的喜爱。

海洋文明的危机和天灾地震台风的频发让这个国土贫瘠的国家，孕育了他们独特的“悲观”气质，也注定他们无法用理性客观去评判事物。

“物哀”渗透在日本人的心里，却潜移默化了他们的生死观，人生无常，世事难料的变化让他们这个民族显得无所畏惧，更加敬仰死的价值。

其实“物哀”也并非是顾名思义表层的猜测，“物”是世间万事万物，“哀”是审美情感。无所谓悲喜好坏，只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以为“物哀”即是负面上的情绪。

日本文化中的“物哀”不同于中国的“触景生情”，多数情况下，中国的伤感情怀是建立在国家兴亡，政治立场的悲哀之上。

川端康成写《雪国》《古都》《千只鹤》时，文字间的朦胧清澈干净很难让读者想到，这是在二战下日本动荡，民不聊生的背景中产生的巨作。

“物哀”的功利性很弱，他的旨意不过是在讲清世间事，但却绝非加以一套一套成型的理论和道理，更别说参杂着政治立场。

日本文化中的“物哀”多数表现为三种状态，一是男女之情的缠绵，二是世间事的触动，三是自然界的触动。

倘若你看到花败落那一瞬，为之心动，便是“物哀”，反之，则不是“物哀”。别人难过之际，你有所触动，无论那种情感，都算得上“物哀”。

本居宣长也认为，“知物哀”是一种高于仁义道德的人格修养，是比伦理道德更根本，更重要的功能，也是日本文学别于中国儒佛取向的独特价值。

“物哀论”的本意是为了切断日本与明清中国的联系和共性，在汉化和本体文化矛盾下萌芽的。但他又确实彰显了日本独特的价值。

中国文化里的万事万物都以善恶论，述说大道理，而日本文学却坚持以很强的主观色彩和个人情怀去陈述一个物语。

“宝黛葬花”情怀其实也算得上“物哀”，但与日本文学《源氏物语》大有不同，《红楼梦》里依旧主角是陷于伦理纲常，封建思想，政治观点的……哪怕单凭一点，这部作品整体就与“物哀”无缘了。

《千只鹤》里太田夫人与菊治的乱伦关系，作者并非加以批评和嘲讽。文子在母亲逝世后是赞赏母亲变得越发美丽，甚至有所改观，认为母亲与菊治的暧昧不是罪孽，而是悲哀，女人的悲哀。

菊治也从不悔恨，不愧疚与父亲情人的肌肤之亲，甚至之后把对母亲的喜欢转移到女儿身上；而近子一心凑合雪子和菊治，不过是出于对太田夫人的嫉妒，不愿三谷家族与之再有关系。

无论是哪个角色，皆无法立论，任何一个人对这段乱伦关系的鄙夷或排斥，反观书评，大多数是感伤，这便是“物哀”。

《红楼梦》里秦可卿与公公的乱伦关系是世人唾弃不屑的，哪怕是个府内下人醉后也要拼命地碎骂一番。这种来自儒佛纲常的理论恰恰与“物哀”相背而行。

“物哀”不论政治立场，不讲三纲五常。

日本的“物哀主义”不仅渗透在文学巨作之中，也反映在动漫之中。

新海诚的《秒速五厘米》的美感便是来源于13年男女主角的擦肩而过与世事变迁的物是人非。

《夏目友人帐》中的妖怪也皆有灵气，连茶碗，回音都有悟性，这种空灵的写法，世物的感知……是这些动漫深刻人心的主观原因。

我们之所以去感叹它们的美，也是源于“物哀”的美，对男女情感时过境迁的哀伤，下雨天产生愤懑的情绪，对城市压力的叹息，自然界四季的变化……，这种场面的美感和画质的冲击，正是“物哀”的结晶。

“知物哀，动人情。”

柳永的情诗中包含的惜别和眷念之情，无关功利，只述风花雪月；陶渊明的释然情怀-田园牧歌；苏轼的游记观感……，皆可以称得上“知物哀”。

花开花落，极盛必衰，悲欢离合，阴晴圆缺，难以长久，能无哀乎?

【物语:即故事，世间事无所谓好坏，长短，有意义与否，只要是事，存在与否，皆可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