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科学一直都很愚蠢,我们现在已经能研究纳米层面的问题,它是米的一千分之一的一千分之一再一千分之一,科学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但依旧愚蠢。研究越来越微观,苍蝇腿上的绒毛可放大如纤绳,植物被送上太空育种,只为了改造几个bp的碱基,我们测得全人类的基因组,可仍无法彻底了解自己,我们是宇宙间孑然的唯一,却永远不被自己人理解。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很多工作,先是给一家心理辅导机构做助手,以我以往的经历和学识,完全可以胜任医生工作,但经理说我年纪太小,看起来不够稳重,中国人一直信奉屁股决定脑袋,既然你是医生,或者说像医生,病人就不得不听你的——他没有别的办法。约半年后,我因受不了愚蠢的氛围,和拿病人的隐私经历开玩笑的低级趣味交了辞职表,尽管我的薪水很可观,是当地公务员工资的五倍左右,但比起那帮恶棍,这点工资就是可悲的低保。他们不光要榨干可悲病人的家庭,还企图让病人买高额医疗险,再吃一部分回扣。他们是活在阳光下的吸血鬼,从不幸的人身上攫取暴利。带着这份工作经历,我去到新东方的人事部门做HR,面试教师和推广人员,我惊奇的发现,教育机构教师的门槛很低,尽管来这儿的补习费昂贵,但教师们都是一等一的垃圾,大部分连证书都没有,大学生们集合起来集体辅导半个月就草草上岗。但这并不能怪面试官们,既然教育被商业化,成本可是很关键的经济因素。我们才不管怎样的人给怎样的学生灌输怎样的狗屎。绩效才是唯一的标准。期间,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有惊无险的通过面试,直到现在,它还被当作一件收藏品,放在书房抽屉的最下面。
在我做HR的第二年,我所在的分公司进行裁员,整个部门除了经理外,其他人,包括够条件晋升的我们都将被解雇,换上一批更年轻,更“便宜”的新鲜血液。股东们眼睛长在头顶上,他们的野心像鲨鱼牙齿一般疯狂,对金钱的直觉像鹰眼一般敏锐。无论HR们怎样挑选精英,公司还是会把他们培养成会捞钱的垃圾,倒不如一开始就招些更便宜的垃圾。我们谈好价钱,出售生命,被资本家们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然后残忍抛弃。当然,我对经济和政治只有片面主观的见解,但我深知,要想活得更好,只能做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去剥削别人。
我找上川,一个拥有纸杯设计专利的朋友,合伙经营一家小型公司,以它的规模,说是工厂更加贴切,但它每年还是能为我们带来不小的利润。我不必为川付专利费,我们每个纸杯只赚五厘钱,做这种薄利多销的生意需要很多廉价劳动力,但我们舍得拿出的工资实在太低,便只好用奖金作为诱饵。这种朝三暮四的把戏却让很多人上钩,在流水线上不停运作,川恨不得用鞭子抽打他们加快进度。实际上,我们八个月后就够钱买专门生产的机器,体会了一把解雇别人的滋味,我们捂紧钱包,一分钱奖金也没掏。
不出所料,一周后,我们收到工人们联合署名的法院传票,但看起来像是讨伐书。“司令官”们在纸上为我们拟划罪名,包括节假日无休,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午休时间不足半小时等,我只看了一眼就把它扔给川。如果法院判决生效,我们要给工人们十万以上的赔偿,以及承受名誉的损失。
“我来搞定这件事。”川露出自信的笑容,他并不刻意隐藏本性中的邪恶,看起来非常可怕,像是一只对你微笑的狮子。
“十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还有些积蓄。”我知道川口中的解决并不是指静静等待法院传唤。
川把那张纸塞到我手里,“看看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句子,他们有这本事?屁大个城市,我直接去找接这个案子的律师谈。”
我并不想节外生枝,事实上,就算十万全拿出去,我们也有很大余头,工人们的奖金还装在我们钱包里头呢。“你要动用你的魅力,让她下不了床么?”我打趣道,我并不觉得律师所会畏惧我们目前的权势。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川露出邪魅的笑。“不过,我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向律师请求私了,但第一次只接受带头那名工人的要求,等部分人拿了好处脱离群体,剩下的就像张大嘴等着喂食的雏鸟。到那时,我们就占主动权啦。”
一切都进展的很顺利,唯一让我感到不爽的是,川这个门外汉竟然比我更懂人的心理,这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我他妈到底在大学学到了什么。第一名工人按时来到律师所签合同,合同是律师亲手拟的,一点也没留情面,假如有机会的话,她能像鸡啄米一般,不慌不忙的把我的钱一点点抠进口袋。我们给了他高于平均数的赔偿,我能看出他淳朴的高兴,他用黝黑的手掌拿起笔,签下歪歪扭扭的黑色名字,塑料笔杆也是黑的,要不注意,那字真像用手刻出来的。我们在合同后面附加了一条:合同生效后,不得再与公司作对,不得向别人透露合同赔偿金额,一经发现,公司有权没收。很明显,这句话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甚至有点像小孩子之间的约定。但这已经足够了,我们写在了合同上——没读过多少书的人总对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充满恐惧。
川从古奇皮包里拿出两沓钱,皮包瘪了许多,那钱一小时前刚从银行取出来,残留着淡淡的油墨味道,闻起来十分诱惑。川抽走一些,剩下全随着合同纸被包走了。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见了第二个,第三个人,他们都满意的拿钱离开,很快,消息在他们内部传开,我们陆陆续续接到每个人的电话,但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了。一周过后,几个人要求的赔偿数额降低了一半,我们约在市区的一家彩票站见面,我准备下班以后顺路解决掉这件萦绕心头已久的麻烦事。
我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半个小时,开着银灰色捷达轿车在市区里瞎逛,悠闲的放着coolplay乐队的专辑,伴着轻摇滚,副驾驶座位上的汉堡晃出包装袋,油腻很快蔓延到整个车厢,让人非常不舒服。我把车熄火,身体缩到方向盘和座椅之间,没有眼泪,但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轻轻啜泣。我这是怎么啦,我手上沾满了鞋底的泥土,在“抹眼泪”的时候全蹭到脸上了。一股悲哀的力量挟持着我,使我牢牢卡在座椅的空当里头,忍受内外的巨大压力,我-这-是-怎-么-啦,我挣扎着从罅缝间爬出来,用沾满泥土的手拉开车门,企图逃出陷阱。外面正好是餐点,街上人很少,路边店铺灯火通明,我手扶着冰凉的大理石台阶,企图休整安顿下来,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手指结实地插进泥土里,轻微的不愉快又波动了我脆弱的神经,我靠在台阶的一角像个孩子似的抽抽嗒嗒,手指粘着泥土不停地在皮鞋上画圆圈。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被不耐烦的电话铃声吵醒。我的脸倒影在手机屏幕上,看起来好像老了十岁,沾满了黏湿的泥土和纵横的鼻涕眼泪。我也许得了“情绪倒错症”,我在心理咨询室工作的时候接待过几个这样的患者,他们平时很正常,发起病来却什么都敢做,有个甚至把吃屎当成一种快感,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我拍去身上的泥土,或者说,把手上的泥土抹到衣服上,拉开车门,钻进小捷达里头愤恨地拍着方向盘。嘈杂的喇叭声贯穿整条街区,——为什么倒霉事总爱找上我。我失去理智,期待着喇叭声激怒某个路人,和我打上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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