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读《随园诗话》(236)

作者: 真老实人_425a | 来源:发表于2019-06-10 01:55 被阅读25次

    卷七(一三) 【原书卷七·三三】

    杨、刘诗号西昆体,词多绮丽。《宋史》:杨文公之正直,人皆知之。刘筠知制诰时,不肯草丁谓复相之诏。真宗不得已,命晏元献草之。后晏见刘自惭,至掩扇而过,其刚正不在杨下。可见“桑间”、“濮上”之音,未必非贤人所作。

    杨亿,(974--1020年),字大年,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县)人。北宋文学家,西昆体诗歌主要作家。性耿介,尚气节。年十一,宋太宗闻其名,授秘书省正字。淳化中,赐进士,曾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官至工部侍郎。政治上支持丞相寇准抵抗辽兵入侵,反对宋真宗大兴土木,求仙祀神的迷信活动。天禧四年卒,年四十七,谥号为文。博览强记,尤长于典章制度。曾参预修《太宗实录》,主修《册府元龟》。今存《武夷新集》、《浦城遗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萃要》、《杨文公谈苑》15卷。

    刘筠,(971年--1031年),字子仪,大名(今属河北)人。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进士。初授馆陶县县尉,后为翰林学士承旨、权判都省。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再知庐州。死后谥文恭。文与杨亿齐名,当时号称“杨、刘”。

    知制诰,古代官名。唐时始有此专门职称。凡加此号者,即有撰作诏敕之责。玄宗时以翰林学士专掌内制,即由皇帝直接授意,下达如任免宰相、号令征伐以及其他重要诏令,因用白麻纸书写,亦称“白麻”,或称“内命”、“内旨”。此外,还经常委派其他官员去知制诰,代替中书舍人草拟一般官员的任免及其他制诏,是为外制,因制诏用黄麻纸书写,亦称“黄麻”。这种情况在唐代后期尤为盛行。宋沿唐制,以翰林学士草拟“内制”,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称为“两制”。

    丁谓,(966-1037年),字谓之,后更字公言,两浙路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河北。北宋宰相、奸臣。与王钦若等人并称为五鬼。淳化三年,中进士,任大理评事、饶州通判。丁谓是个天才式人物,他机敏智谋,多才多艺,天象占卜、书画棋琴、诗词音律,无不通晓。机敏聪颖,“书过目辄不忘”。文追韩(愈)、柳(宗元),诗似杜甫,曾被人誉为“今日之巨儒”。大中祥符元年(1008),召为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加枢密直学士。后历任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工、刑、兵三部尚书。大中祥符九年(1016)九月,丁谓以参知政事身份任平江军节度使,衣锦归里,“建节本镇,一时为荣”。乾兴元年(1022),封为晋国公。因作恶太多,丁谓最后被罢相,贬为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司户参军,他的四个儿子、三个弟弟全部被降黜。抄没家产时,从他家中搜得各地的贿赂物品,不可胜纪。景祐四年(1037)闰四月,卒于光州,归葬苏州城西华山习嘉原。

    宋真宗,赵恒,(968-1022年),宋朝第三位皇帝,(997年5月8日-1022年3月23日在位),宋太宗第三子,母亲为元德皇后李氏。初名赵德昌,后改赵元休、赵元侃。乾兴元年(1022年),赵恒驾崩,年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庙号真宗。葬于永定陵。好文学,擅书法。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出自他《励学篇》。有《御制集》三百卷,今仅存《玉京集》六卷。《全宋诗》录有其诗。

    晏殊,(991年—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亦工诗善文,原有集,已散佚。存世有《珠玉词》、《晏元献遗文》、《类要》残本。

    桑间濮上,汉语成语,意思是桑间在濮水之上,此地是古代卫国的地方,而卫国男女礼法不严,纵情声色,常幽会于此地,后来用“桑间濮上”指淫靡风气盛行的地方,亦指男女幽会的地方。出自《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汉书·地理志下》:“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

    本人翻译:

    杨亿、刘筠的诗被称为西昆体,词多绮丽。《宋史》载:杨亿品格正直,人所皆知。刘筠担任知制诰官职,负责起草朝廷诏书,但拒绝起草奸臣丁谓恢复宰相职务的诏书。宋真宗没有办法,只得命令晏殊撰写起草。后来晏殊见到刘筠时自己觉得很惭愧,以至于不好意思打招呼,赶紧用扇子掩面而过。刘筠的刚正品行不在杨亿之下。从这两个人的事例来看,如同“桑间濮上”靡靡之音一般的西昆体诗文,其作者未必不是贤良之士。

    真老实人言:

    文如其人,这是在文学评论中经常听到的说法。一般指文章的风格同作者的性格特点相似。而杨亿、刘筠,性格刚烈,为人正直,但他俩的诗歌风格却是雕彩太甚,用典失度,精丽而流于浮艳,屡为后人诟病,甚至被袁枚目之为“桑间濮上”之音,何以如此?我个人观点,诗可以为心声,亦可以为游戏。尤其是官居高位者,诗词多为公干之余的怡情之举。或为弄巧,或为炫技,相互唱和,娱乐消闲。有时在政治高压之下,也不得不收敛锋芒,掩盖真心。纵观历代诗词,凡是位高权重、仕途顺利者,内容多是风花雪月,词藻华美,内容空泛,远离社会;而出身寒苦、仕途多舛者,内容多是哀叹民生,径抒胸臆,内容尖锐,直击社会。惟有放下“名利”二字,“文如其人”或许可成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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