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12]面对人性的考验，如何协助危机家庭度过困境？——关于

处理危机家庭的目标是：协助家庭面对难关；重建正常家庭功能。

幸福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理所当然，不幸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助人工作者常常都要面临各种危机事件的介入，面临各种危机情境，危机家庭等。在面对危机家庭时，究竟要抱持怎样的原则、态度及策略去介入呢？每一步对助人工作者都是极大的考验。

自己做过社工，深刻明白到，每个社工都抱持着极大的爱心与助人的热诚，但并不是每次都能回报以相应的成果，当期望与结果之间的落差又该如何调整？尤其说的是正在面临着处于危机情境的服务对象时。

昨天上课，听到香港一个资深社工分享关于一个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儿童青少年被自己父亲性侵的个案。听完后久久不能释怀，但又感动于社工当时的处理与背后的原则。所以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当事人是念小学六年级的男孩，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症状，言语表达能力极差，平常说话都是结巴的，也没有什么逻辑性，只能听到他断断续续的说。但他成绩方面还是可以，处于中间水平。

有一天，他很不开心的跟他的班主任老师说：“老师，我不开心。我不喜欢爸爸这样摸我，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老师听了孩子这样说之后，并没有马上有什么判断，只是更加耐心的去听完他想说的事情。

后来了解到，孩子的父亲在他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患了抑郁症，当时性情大变，没有工作沉迷于游戏，有时几天甚至一周都不洗澡，全身都是脏兮兮的。他还有一个弟弟，比他小几岁。当爸爸抑郁症的这个阶段，妈妈提出要跟爸爸分房睡，嫌弃爸爸的呼噜声。

然后妈妈一个房间，爸爸跟两个孩子一个房间。爸爸跟弟弟睡下铺，孩子自己睡上铺。

刚开始，爸爸只是偶尔会爬上床，然后半夜就开始摸孩子的隐私部位。后来孩子说爸爸会常常挤住他睡觉，让他很不舒服，没有办法睡好觉。孩子也有跟妈妈说过，但并没有让这种干扰停止，后面还是不了了之，爸爸常常都会这样做。

后来老师跟学校校长通报了这件事，也紧急告诉社工介入处理。社工第一时间到社会福利署的保护儿童科征询处理意见。保护儿童科的工作人员建议社工带孩子去医院做检查。香港那边有这样的机制，医院都会留有专门给受虐儿童的病房，以保障儿童的安全跟方便取证。

然后社工通知了妈妈，告知这件事并说出社署的建议。妈妈表示要立刻跟孩子做单独的沟通，但基于社工以前的经验告知，这样容易让父母对孩子有其他的引导，所以都会要求在场一起听妈妈跟孩子的沟通。

后来根据医院的检查，初步可以申请立案，社工报警处理，当警察跟孩子做口供的时候。由于孩子本身是有自闭症倾向，语言表达不清，结果吞吞吐吐，说不清楚。社工申请临床心理医生跟孩子做心理建设，并且陪同孩子一同做口供。

在这段时间，虽然把孩子带到医院的特殊保护病房，但基于怀疑性侵孩子的是他爸爸，所以妈妈还是有探视权可以跟孩子碰面。

当第二次再去警局做口供的时候，孩子直接承认是自己的错，他说之前爸爸批评了自己，自己不开心，所以说谎。跟之前的口供完全不一样。最后警察的结案是以孩子做梦为理由结案，爸爸性侵孩子并没有成立。

故事听到这里，当时我自己也很难以接受，前期做了这么多工作，但最后仅仅可能因为妈妈跟孩子说了一两句话，就前功尽弃的感觉。

就像在黑夜里漫长的等待却始终没有盼来曙光的无力。

[Day12]面对人性的考验，如何协助危机家庭度过困境？——关于处理儿童性侵的案例故事

那社工到了这个阶段，还可以做什么呢？

分享的社工说，香港那边有个机制，对于这些危机事件，他们都会组织跨专业的会议，这次也不例外，会议上有老师、医生、临床心理学家、社工以及其他相关的工作人员等，就这次事件的最终结果进行讨论，一般要各方达成共识，才可以结案。否则，可以推翻这个结论，再组织第二次的会议，再去做一些干预，直到大家有处理的共识为止。

这次的事件，大家最后都有一个共识，虽然无办法去证实，究竟爸爸是不是真的性侵过孩子，但起码从目前孩子的情况来看，他还是安全的。

因为社工挖掘了妈妈在这个家庭里的保护因素。

从前面的交涉以及资料搜集的阶段可以知道，妈妈是家里的权力核心。当妈妈要求分房睡的时候，爸爸是愿意配合的一方。而且，妈妈本身是知识分子，有比较高的教育水平，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担当，所以社工有理由相信，之后妈妈可以保护到孩子不再受伤害。

而他们后面要做的事情，可能更多的考量是基于如何重建正常的家庭功能，比如会去提升爸爸妈妈的夫妻关系，协助爸爸度过抑郁症的艰难时期等等。

[Day12]面对人性的考验，如何协助危机家庭度过困境？——关于处理儿童性侵的案例故事

到这里，基本这个案例就说完了。我想分享一下自己听完这个故事时的一些心路历程。

有时做社工都是很考验人性的一份工作。在刚开始，你好像得知一些线索，但又不能马上做判断，必须开启侦探般的视角去找各种的蛛丝马迹，当然一切的前提跟目的，都是要保障当事人的安全为主。

但当你好不容易，找到所谓的“证据”去为当事人的权益提出申诉保护的时候，往往阻碍你的，不是别人正正是当事人的家属。

他们会基于很多的考虑，可能会担心事件败露后，家人要被逮捕，因为在香港，这类型的行为是比较严重的罪行。可能妈妈会担心以后的婚姻生活、经济生活、外人的眼光、坊间的评论等等。

而这些阻碍往往也是起决定性的关键因素。有时候结果，我们真的无法预料。

我很记得分享这个故事的社工说的一句话：“我们不是法官，我们不是侦探，我们没办法去判断他们有没有罪，也无法得知事情的最终真相。也许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真相，但我们绝对不是想要拆散他们的家庭，要做的是怎样才是对他们整个家庭最好，对孩子的安全以及以后的发展是最好的。”

所以他们才会努力去挖掘、识别跟判断，家庭里的保护因素。最后找到妈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因素。他们也就相对比较放心，也更明确日后的服务方向。

也许很多人到最后这个阶段，觉得没办法定罪，好像一切都徒劳无功，就放弃了。但更多时候，我们要更清楚，干预危机家庭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也是我今天听完这个故事最大的收获。

一个专业的助人工作者，应有的态度是无论面临的事情在道德伦理上有多么令人难以接受，或者在人性层面上多么令人觉得黑暗，但都应该保持一颗价值中立的心，明确自己的服务目标，最终是希望达成怎样的结果，而去关注达至结果的策略与行动。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评判这些事情的好坏对错上。

纠结了许久，还是觉得这个故事背后传递出来的态度值得分享。

（由于个案的过程是自己听完后回忆叙述，有部分内容可能未必完整，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