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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在马路上跑步，边跑边听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当时听的是《太阳系历险记》，这篇讲的是地球因为偶然因素分离出去一小块儿，这一小块儿带走了一部分陆地、海洋以及原地球上的住民，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行星，绕着太阳系环形的故事。
因为我担心耳朵里总塞着耳机容易伤耳朵伤听力，所以每次跑步听书我基本上都是外放。当然，外放时听的内容都是老少咸宜，格调偏上——至少是中性的那种；听格调偏下或者容易被人误解为格调偏下的内容时，我还是要塞着耳机的。
我边听边跑，边跑边听。路边固定不动的树木花草电线杆子不断地被我甩在后面；路边正常行走的路人，牵着狗行走或被狗牵着行走的路人，以及被人牵着走或者牵着人走的狗也被我甩在后面。相信我，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参照物不断地移动也是路跑的一大乐趣。
一个身影倏地一下从我的左侧超了过去。我屮艸芔茻，我路跑的速度已经很快了——要是在跑步机上，至少得显示12公里每小时，这哥们居然跑得比我还快。
我朝那个身影看了过去，不看不要紧，一看我的下巴差点咣当掉下来了——刚刚超过我的是一个老爷子，上身白色的短汗衫，下身长运动裤，脚上是一双NB的跑鞋——真的是个老爷子，隔老远都能看到他胳膊上的老年斑。这不是重点，真正让我下巴差点咣当掉下来的是——这个老爷子跑步时手里还拎着一辆山地自行车！
看样子这位老爷子是在负重跑。别人负重跑一般是绑个沙袋，背个背包啥的，这位老爷子居然拎着个山地自行车——山地自行车一般30斤左右，拎个一时半会儿倒是没什么，拎着跑步就有点太夸张了，何况是在大马路上跑，更何况是被一个老爷子拎着。
要不是这位老爷子的步伐那么淡定，后面没有别人在追他，我还真以为他刚从自行车店抢了一辆山地自行车。这老爷子有个性，我要超过他，看看他会是什么反应——于是我加快了频率放大了步幅，从左侧超过去。
超完之后我又跑了二十多步，才把速度降回去，继续按我原来的速度跑。谁知我按原来的速度跑了不到二十步，那个拎着自行车的身影又从我的左侧倏地超过去了——他也是超完之后继续维持高速跑了十来米又降回原来的速度。
我擦，这怎么能行？于是我又超，对方又超——跟这位拎着山地自行车的老爷子追逐着跑过了两个红绿灯。在我又一次被他赶上时，他放慢了步子，说小伙子，也累了吧，边走聊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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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爷子说自己家是燕郊的，儿子家在朝阳区，自己每周都来帮儿子带几天孩子，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来，骑着自行车回去，这次是准备骑自行车回燕郊老家。
山地自行车是儿媳妇帮自己买的，花了三千好几百块，刚才那个路段绿化工人在浇树，流到路边很多水，弄得路上到处都是烂泥巴，车轮胎沾上这种烂泥巴容易老化，所以准备拎过去，平时自己也喜欢跑步锻炼身体，刚好看有人在跑步，也就跟着跑起来了。
自己现在快70岁了，身体还不错，精神头也还好，骑自行车骑两三个小时几十公里没问题。
我说，您的身体确实挺不错，拎着个自行车都跑得比我还快。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建筑工地上干活，那时候才叫身体棒。
我问，那时您在建筑工地上主要干什么呢？
他说，我当时是个泥瓦匠。怕我听不懂，他还加了一句解释——就是给房子刮墙的那种？
我说，哦哦，那您还是个大工啊，大工一般赚钱比小工多个百分之二三十吧？
他说，哟，看来你也懂点儿，我们这类大工确实比纯干体力的小工多赚百分之二三十，平时给小工一天100块钱，给我们就得给125甚至130左右。
我说，我三叔曾经就是当木匠的，木匠算是大工中的大工，一般比小工要贵个百分之五六十左右。
他说，说得没错，纯干体力的最便宜，像我们这种需要点技术和技巧的稍微贵一点，像木工那种对精确度有很大要求的工种更贵。
这个时候我已经把《太阳系历险记》暂停了，这位老爷子也把他那绑在山地车上的收音机关了。
接着我们就建筑工地——这个时代的建筑工地，他们那个时代的建筑工地，以及小工、泥瓦匠、木工这些话题来来回回聊了很长一段路。老爷子也不再拎着自行车，而是扶着车把推着走——偶尔遇到泥巴多的地方，才拎起来，过完了泥巴路就放下。
这老爷子说，小伙子，你跟其他孩子不大一样？
我说，哦？比如哪里不一样呢？
跟别人聊天时，如果别人向我表达一个观点或者描述一个主观的东西，我往往会习惯性地问对方俩字——比如？别人的表达或描述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也不够具体，甚至各种原因会导致对方的表达或描述不够准确，让对方举个例子，能让我更加清楚对方想表达什么。
比如说你能坦然、甚至非常主动地说自己的父辈们是农民，这一点很多人就做不到，即便他们对自己的农民父辈们也很尊重，很孝顺，但跟外人聊的时候总不好意思说自己来自农村，甚至觉得自己低别人一等。那位老爷子说。
我说，呵，这没什么，中国人往上捣个三四辈，不是农民的占少数，再者说了，不管怎么着，每个人都是父母生出来的，总不能把父母的职业当成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吧！
那位老爷子说，还真就有很多孩子把自己父母的职业当成了自己的心理障碍，甚至把父母当成了自己的心理障碍！
我说，哦？比如？
这次的“比如”我问的是有点坏的，我以为接下去这位老爷子会细细碎碎地向我这个陌生人倾诉他家孩子的不是。但看了一下他的精神状态，再加上他高高兴兴骑着、拎着的是他儿媳妇花三千好几百块给他买的山地自行车，又觉得他的孩子不太像我这次“比如”的答案。
比如啊，比如在我老家院儿里租房子住的那些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多多少少对自己的出身，对自己的父母都有所抱怨，有的孩子为了在外面不让人看出自己是农村的，出门就穿得花里胡哨的，恨不得在脑门子上写上“我不是农村人”，有个孩子出门在外十几年没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还有个孩子父亲去世了他都没回家看一眼……
这位老爷子越说越激动，甚至到了泥巴多的地方，都忘了把自行车拎起来，忘了自己说的泥巴路容易伤轮胎。
我说，听您这么一说，您燕郊老家的院子里住了很多人呢，都住的是什么人啊？
老爷子答说，我老家院子里有三间可以住的屋子，我和我老伴住一间，剩下两间都租出去了，住的那伙人啊，是一群搞三商法的，具体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明白，我光看他们一个个的整天拿着手机滑来滑去，就跟手机长到自己身上了似的，我问他们怎么整天就知道玩手机，他们说那是高科技，狗屁的高科技，玩儿个手机就高科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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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说，什么三商法，狗屁三商法，这不就是传销组织用的代名词么？这事儿我熟悉啊——当年我的大学同宿舍同学被传销组织传走了，我一边找人咨询求助，一边从图书馆借来所有关于传销的书籍仔细研读，通过电话对我同学进行反洗脑，终于把同学洗回来了，我的传销理论知识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所以这位老爷子一说到三商法，我立刻就知道他们家院子里住的那伙人就是搞传销的，不过这位老爷子可能也是刻意帮他们隐瞒，否则就不会在一句话里把话题直接转移到“玩手机高科技”上去了。
我很想知道现在的传销组织跟当时有什么不同，只听说燕郊地区现在有很多搞传销、变相传销，以及什么北京七环互助理财的，今天遇到这位老爷子家里居然住着一伙儿搞传销的，太巧了。
我便直言说，三商法？那不是搞传销的么？以前我有个同学进过传销组织，所以我对这事儿也了解过一些。
那位老爷子说，这你都知道啊，他们好像就是搞传销的，人头拉人头，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劝过来入伙，发展下线什么的，发展一个给多少钱。不过他们在我那边住着倒是挺规矩的，不扰民还很有纪律性，对外人也特别客气，有时候我们老两口子想搬点东西，他们头头只要拍拍手指挥一下，就嗷嗷帮我们搬完了，房租也按时付。
我问，他们有多少人啊？
那位老爷子说，现在在那边住的总共有17个人，6个女的11个男的，大都是十八九二十多岁的样子，大都是从云贵川那边的农村过来的，父母也不管他们，有的干脆就没有父母或者是单亲家庭，早早地下了学，就来北京这边闯荡了。
我问，17个人住在两间房子里？那得多挤啊，是上下铺啊还是打地铺呢？
老爷子说，一部分是上下铺，一部分是打地铺，不过他们的卫生都收拾的挺干净，白天都摆得整整齐齐，见天洗衣服洗床单，挤估计是稍微挤点儿，但我们那屋子是平房，比城里的楼房面积大很多，凑合凑合也还可以。
我又问，他们这伙人扣押身份证，限制人身自由么？
老爷子连忙摇头说，不不不，他们从来不限制人身自由，经常见他们的人来了走了，进进出出的，据说还经常到处去参加什么学习培训——他们好像也不用限制人身自由，有的人一旦来了，洗脑洗出来了，撵都撵不走。
我又问，那当地派出所之类的部门不管么？
派出所来找过我两次，第一次来的是几个小喽啰，赫，越是小喽啰口气越大，越不礼貌，来就说什么勒令我几天之内把这伙人清走。凭什么啊，他们是违法了还是犯罪了，要是违法了犯罪了，你们直接把他们抓走啊，要是没违法没犯罪，人家每个月按时按点给我交房租，我凭什么赶人家走啊？还什么勒令，你能勒令到我头上？老爷子有些激动地说。
第二次来的是他们的副队长，这人就礼貌多了，跟我讲了一下北京维稳的形势，什么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什么的，我也没太听懂，反正意思是不要让他们在我这儿住，说如果把他们赶走，别人来我这儿租房子，到时候去派出所办居住证的时候会给行方便——有的房主给房客办居住证是要向房客收钱的。
这人吧，只要好好说话，我们老百姓也能理解，我跟他们副队长说了，等这伙人的租房合同一结束，我就不让他们在这里住了，但租房合同明年年初到期之前，他们只要没违法犯罪，那只能让他们接着住下去，他们要是违法犯罪了，你们来办他们——清退遣散这本来就是你们的事儿，怎么可能让我们这些房主来办呢？老爷子接着激动地说。
我说，是是是，不能他们办不了的就直接强行压到你们头上，但听这意思，派出所拿他们也没办法？
那能拿他们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偷不抢不打架不杀人不放火，也没什么犯罪记录，见了人还很礼貌，法律条条框框都框不住他们，这时候你要非得拿他们怎么着，非得办他们，那不是不讲理么？所以派出所只能让我们这些房主来撵他们。可是吧，对我们这些房主而言，这伙人按时交房租，当初还签了租房合同，我们怎么可能提前把人家赶走呢？这位老爷子说。
不过吧，这伙人的头头的某些行为让我挺不满意的。这位老爷子稍显神秘地压低声音跟我说。
我说，哦？比如说？
老爷子犹豫了一下才开口说，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头头有些像牲口，按照他们的规矩，男的住一个屋子，女的住一个屋子，唯独那个头头，居然跟女的睡一个屋子，这成什么了啊，这不是牲口么——公的跟一群母的关一个笼子里，想作践哪个作践哪个，大半夜嗷嗷的，第二天早晨经常见好几个从那屋子打扫出来的避孕套子，有的还血赤糊拉的，有的女的第二天起不来了，在床上一躺就是小半天。
关键是这帮女的还经常换人——隔半个月一两个月走了个旧的，又换来个新的，他们那头头全给作践一遍。我总觉乎着人跟牲口之间多多少少应该有点区别，人是一撇加一捺，上边是头，下边是脚，头顶天，脚立地，不像扁毛畜生一样——鸡啊狗啊，兔子驴什么的，那么多笔画。但他们这像是什么呀，整天大公鸡踩小母鸡似的。这位老爷子又愤愤地说。
说实话，这位老爷子表达能力不错——绘声绘色的描述，连我都听得略感不适。我说，可是这些女孩儿们都是自愿的啊，他们那头头肯定不可能用强吧，那就构成犯罪了。
是自愿的，要不说这些人的智商就是不行呢，有的干脆没脑子，还说他们头头是在跟自己谈恋爱，将来要把自己娶回去——有这么谈恋爱的么，一晚上钻好几个被窝子，还是在同一个屋子里，他怎么可能把一屋子的女的都娶回去，这不是傻逼么？老爷子说。
不过吧，人家既然说是在谈恋爱了，咱也没什么办法，你要是去劝吧，她们还觉得你烦人，现在这社会，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爷子又无奈地说。
那位老爷子接着说，他们当中很多人对父母的怨气特别大，有个孩子父母去世了，他连家都没回，有个孩子十多年连个电话都没往家里打过。我有时候劝他们说，你的父母再怎么着，那也是给了你一条生命，生命是无价的啊。父母给了你生命，相当于把人字的一撇给你画出来了——当然有的父母给孩子画的这一撇可能并不周正，甚至有的还是先天残疾，可是这院子里的这帮孩子全是正常人。一撇画出来了，剩下的那一捺到底能成什么样子，完全看你自己了，你不能说把自己的不如意全部怪罪到父母头上吧。我还劝那小伙子，有机会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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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又聊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话题——社会现象，人情冷暖之类的。这位老爷子始终坚信，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的人心弄坏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调导致一部分人对国家资产、集体资产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地富起来，又不择手段地想漂白自己；中国最靠谱又最有本事又最敢说话的那批人在捌久年就被祸害干净了，所以现在贪官污吏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大家连个屁都不敢放……
那次我跟这位犀利的老爷子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还要继续往东走，回他的燕郊老家。我得往回返了，我说，老爷子，我得掉头回去了，不能陪您走了，一路上小心点。
他说，小伙子，你不错，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咱一起跑步去。
我说，好。
俩人就互留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他骑上他的山地车继续往东走，我掉头往西走，走了很远一段距离才想起把《太阳系历险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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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也是有些无聊，想了解一下现在的传销组织都是怎么个情况——别看我关于传销方面的知识很丰富，可我毕竟没实地看过。我便给这位老爷子打了个电话，问方不方便让我去他老家那个小院子看看，并强调我不会带别人过去，只我一个人去。
老爷子很爽快地答应了，并把他家的具体地址告诉了我，说来之前先打个招呼就可以，他好有个准备，并嘱咐我别人问的话就说我是他们家的亲戚。
我说，如果您那边方便的话，我明天上午就过去吧，下午就回来。
他说，没问题，你过来吧，快到村口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接你，我们村子里边太绕，怕你很难找到我家院子。
第二天我手里拎着几斤水果，两瓶白酒出现在了那位老爷子所在的燕郊农村的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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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说，你这篇光前戏就说了这么长，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事儿说完啊？
有句俗话说，一切前戏都是高潮的铺垫，没有前戏的高潮都是伪高潮。如果我不在前面把背景交代清楚，上去就说自己来到了一个传销窝点——要么会显得太假，太突兀，甚至有些神经病；要么自己可能会被当成传销窝点的一份子，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试想，要不是情况特殊，你怎么可能跟路边随便遇到的陌生人聊起天来；要不是机缘巧合，别人怎么可能把自己家里住着十几个传销分子的事儿说给你听；要不是从对方的言谈间听出了一些类似情怀和正气的东西，我怎敢冒昧前去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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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村口，我给那位老爷子打了电话，不到5分钟，老爷子骑着他的山地自行车出现在我面前。相互问候几句，老爷子推着山地车引着我往他家院子方向走。
在这个距离帝都繁华区只有几十公里的农村，再也看不到一丁点帝都的繁华——这个村子跟中国其他很多地方的农村毫无二致。或许它曾经辉煌过，或许它曾经光荣过，甚至它曾经万众瞩目过，但现在它孤独又失意，到处都是彷徨和没落的迹象。有的角落里倒是透出一丝不甘的气息——不久的将来，这些不甘会连同整个村子一起被筑进钢筋水泥。
孤独没落的村子里，偶尔能看到几个老人在自家门前打盹晒太阳。偶尔会有三两结队，穿着紧紧绷绷花花绿绿的年轻人从一条胡同穿过路中间，走进另一条胡同。
老爷子说，这些年轻人大都是外地来的，想到北京发展，图便宜才在这儿住，其中就有不少是搞三商法的。老爷子又叮嘱我说，到了这片儿，尽量不要说传销这类词，更不要说传销的坏话。
是啊，很多外地人把这里当成进入帝都的踏板——从他们相隔几百上千公里的老家到这个踏板，大概也就需要十几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可从这个踏板到距离几十公里的帝都，却要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止。
老爷子在路上又嘱咐我，如果他们问你是谁，你就说是我家亲戚，你可别老对着他们拍照片之类的啊。
我连忙说，好的，好的，我就过来看两眼你们家小院儿，甚至我都不一定跟他们聊天。
老爷子说，那倒不必，他们很热情，就算你不跟他们聊，估计他们也会主动跟你打招呼。现在这个点他们都做完早操，吃过早饭了，该去学习培训的，该去打电话拉人头的，都开始忙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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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分钟后，我来到老爷子家的院子里，院子果然收拾的很干净——虽然有些破败，但窗明几净，院落里连棵柴草都没有。院子中间扯起的四五条晾衣绳上，挂满了衣服、床单和被褥——床单被褥看起来像是统一采购的，都是学校宿舍蓝白格子那种款式。
院里的房屋不止三间——南边是一堵墙；西南角有一小间是个厕所；厕所旁边的西侧是间住人的屋子；往前走又是一小间，这是个厨房；再往前就是正北朝南的堂屋；堂屋东南边又是一间住人的房子；这间房子往南的东侧又是一小间，这一小间也是个厨房；再往南是一堵影壁墙。
边往堂屋走，老爷子边小声向我介绍，西边是女的的屋子，东边是男的的屋子，他和老伴住堂屋，西边的厨房是他和老伴做饭的地方，东边的厨房是他们做饭的地方，门口那堵影壁墙本想给拆掉，考虑到民间有些说法，一直就没拆。
我问，你们家孩子逢年过节回来住哪儿？
他说，孩子在村子里有自己家的房子，也是平房，没往外租，他们过年过节回家住自己的房子，平时我去给照看一下。
东屋、西屋都闭着门。老爷子说他们现在在忙着工作和学习——打电话拉人头的在西屋，培训学习的在东屋。
隔着窗子可以看见西屋有两三个人在围着一个人打电话，说话声音不大，但也能听见，能听见但听不懂——TA们用的大都是方言；东屋有十几个人，说话声音很高亢，在院子里能听得清清楚楚，也能听懂——TA们用的是带着口音的普通话。
老爷子把那辆山地自行车推进了堂屋，笑着解释说，人来人往的，放外面怕丢了。
我说，那是，儿媳妇给买的，弄丢了那可了不得啊。老爷子听了哈哈笑。
老太太坐在屋子里看电视，确切地说是看影碟——播的是京剧，咿咿呀呀那种唱腔。我跟她打了招呼，她也跟我搭了话，说早就听老家伙说在路上遇到个小伙子要过来做客，来就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跟老太太寒暄了几句的功夫，我手里捧上了老爷子沏的热茶。接着老爷子小声向我介绍——6个女的和他们的头儿，晚上睡在西边这间屋子里，10个男的睡在东边这间屋子里。
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说，你说说现在这小孩儿都怎么了，6个女的跟一个男的睡一屋，大晚上鬼哭狼嚎的，这也就是现在，搁过去早就判流氓罪了。
老爷子说，谁不说是呢，一辈儿人一辈儿人吧，咱那时候别说睡一个屋子，就算结了婚，男的女的拉拉手都怕被人撞见。
老太太说，他们屋子倒是都打扫的挺干净，除了自己收拾自己的，每天还专门安排人打扫卫生，院子里他们也安排人每天打扫，你看院子连片儿树叶儿都没有。前些日子他们那阿亮还跟我说，阿姨，以后你们屋子的卫生也让我们负责吧，还说什么他们从来就有帮着房东打扫卫生的优良传统。
老爷子说，不就是派出所来来回回过来折腾的那几天么？你别看那个阿亮上学不多，做人做事儿精着呢！
老太太说，谁不说是呢，要不然平白无故他能拉扯住这将近小20人，还那么多女的让他钻被窝子！
我问道，他们在这能赚到钱么？
赚不赚钱我们不太清楚，反正他们用的手机都是苹果牌的，这个牌子的手机挺贵的吧？老爷子回答。
嗯，一台苹果手机得五六千块呢，看样子他们还是赚了点钱？我补充说。
赚什么钱啊，你没听那个阿强说么，他那块手机是问他奶奶要钱买的，阿亮让他们对外人就说是自己在北京赚钱买的。老太太抢着说。
这就是显摆，据说还要求他们把QQ什么的专门在苹果牌手机上上线，为的就是让别人看看自己赚钱了，方便拉人头呗——阿强这小孩还很实在，跟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老爷子说。
怎么都叫阿什么阿什么，一般不都是广东那一带才叫阿什么么？我问道。
不是广东的，他们大都是云贵川的，跟别人介绍自己也不说真正的大名，都是阿什么，阿什么的叫着，我们也就这么叫了——他们内部不这么称呼，内部都是叫经理、主任什么的。老爷子说。
老太太接着说，他们肯定没赚多少钱，你看看他们平时吃的东西就知道了，什么菜便宜买什么，基本上不见肉。冬瓜不到一毛钱一斤的时候，他们就屯了几百斤冬瓜，天天吃冬瓜——大锅里多放点油，多撒点盐，烧得火候大一点儿，看样子吃起来也挺香。
那是，吃饭之前还唱歌讲话表演节目呢——不过说实在的，大锅菜本来吃起来就挺香，我们那时候在工地上不也天天吃大锅菜么？老爷子说。
大锅菜香你怎么不跟着他们一块儿去吃大锅菜？这老家伙真是的！老太太有点不悦地说。
那什么，我一会儿去准备一下，小伙子今天中午就在咱家吃饭了，也不跟你外道，就弄几个家常菜，咱爷俩喝两杯。老爷子赶紧转移话题。
我连忙跟两位老人客气了几句，略显扭捏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又说了一些感谢、打扰之类的话——其实来之前我已经盘算好了，如果方便就在他们这里吃饭，临走之前留下两百块钱，算是感谢他们的招待。
接着我又把话题扯回来，我说，生活这么苦，他们这些人倒是挺心甘情愿的哈。
那是，一个个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他们的头头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倒是挺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开始跟新来的还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洗过来，连这些话都不用说了，一个个打心眼儿里认为在这吃苦是最应该的事儿。老爷子说。
什么呀，上个月不还走了俩女孩儿么，不过那俩女孩一看就是有脑子的，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走了，听说行李、身份证都没拿。老太太说。
是，那俩女孩确实是机灵，一看这事儿不靠谱直接就走了，也不在乎你把身份证给收上去。老爷子接茬说。
啊？他们还要收身份证啊？我面做惊诧状地问。
他们不是一开始怕你什么都不听就走了么——先把你身份证收上去，算是要挟你，让你在这里多了解几天，通过这几天功夫快速给你洗脑。几天之后看洗脑情况——洗过来的，你自己就不想走了，没洗过来的，留在这里也没用，要走就走。老爷子回答说。
有些人永远弄不明白身份证和人哪个更重要，身份证没了，直接去派出所开证明，挂失补办不就得了，再不行出来直接去报警，让派出所的人帮着去要。我义正辞严地说。
要不说你这小伙子我一看就放心呢。其实扣身份证这事儿处理起来就这么简单，甭扯那么一大堆。老爷子面带欣赏地说。
我犹豫地问出了心里的问题，听起来你们对他们也有些不满，为什么还把房子租给他们呢？
嗨，就算我们不租给他们，他们也能从别的地方租到房子，再者说了，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他们内部的事儿，他们对我们还是很客气的，房租也按时交。老爷子说。
他们不光对我们客气，对别人也客气，也没见他们跟谁红脸、吵架，一会儿他们下了课，你到院子里逛逛，一准他们会上来跟你打招呼说客气话——要不是他们头儿的生活作风问题，还真让人说不出孬来。老太太跟着说。
老太太锁着眉头接着说，小伙子，跟你说句实在话吧，我们这一带农村的房子，除了搞三商的，一般也没有别人来租，就算我们不租给他们这波，也会租给另一波——除非不往外租。现在这社会，大家都奔着钱，我们这房子空着也是浪费，有这条件还不如租出去，相当于每个月还赚点生活费，也能给这小院儿加点人气。
我赶忙接上话宽慰老太太，那是，那是，反正这玩意儿也没犯法，派出所来两次都拿他们没办法，政府都管不了甚至默认的事儿，小老百姓没必要有道德压力，到哪天政府出面说不允许这类人群存在了，明文规定不允许房主把房子租给他们了，咱再配合政府来办，否则他们对你们来说仅仅就是房客跟房主的关系。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像我们现在也没别的地方赚钱，也不能现在就花孩子的——你说我们这一辈儿，计划生育闹的，就要了一个孩子，将来他们两口子得照顾至少四个老人，这不要了亲命么？我们趁着胳膊腿还能动换，能想办法攒点就攒点。老太太的眉头舒展了许多。
是啊，咱们农村的老人也不像城里的老人，人家老了还有退休金，像你们只能靠自己靠子女了，想想也挺扯淡的。我接着老太太的茬儿说。
是，你看城里那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多滋润啊，尤其是没病没灾那种，整天拿着退休金，乐乐呵呵的。你说我一个从上面下来的女知青，当时想跟这老家伙多要个孩子，这老家伙泥瓦匠一个，居然死活都不要，说什么响应号召，上了年纪再回头看，当时真是傻到家了。老太太声音洪亮地说。
嗨，那时候年轻，人也老实，谁能想这么多啊，上面不让生，就不生了。现在也后悔，那时候咬咬牙多生两个孩子，当时累一点，现在肯定轻松很多——至少小孩儿的压力肯定是下来了。都说独木难成林，其实人也一样，你数算数算，真正有大出息的，大都不是独生子女，大都是家里有兄弟姐妹好几个的。老爷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原来这老太太曾经是知青，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俩老人的叙述表达能力远远超出普通的农村人。我见过听过很多文化水平低又没经过专门训练的叙述表达——他们也经历过很多事儿，心里也有东西，但就是没法长篇长篇地叙述或表达出来，就像张艺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对着镜头的魏敏芝那样。
我说，其实你们还行，身体也很棒，像我叔骑自行车能骑那么远，阿姨身体看起来也还不错，儿子儿媳妇又孝顺，儿媳妇还给我叔买三千好几百块一辆的自行车，比很多人家幸福多了……
我想起了此行的目的，得赶快把话题扯回来，根据我的经验，老人们对着养老、子女这类话题能扯三个小时不带重样的。我紧着说，像来这边搞三商法的，他们的父母一般不怎么管他们吧？
我问过他们，这些人不管男的还是女的，他们大多数要么是没有父母，要么是单亲家庭，要么是跟父母关系紧张，要么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基本上没一个是正常家庭的孩子。老爷子说。
所以他们性格普遍比较固执，比较偏激，认准了这事儿能赚钱，就一门心思地去干，骗亲戚骗朋友骗同学，但他们本质上不坏。他们跟那种专业的诈骗犯不一样——诈骗犯骗人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事儿是不利于对方的；这些搞三商法的认为把亲戚朋友叫过来，是带着他们一起发财，是好心。老爷子接着说。
你看他们下课休息了，你可以去院子里逛逛，他们跟你搭话你就说是我家亲戚，也别对着他们拍照片，他们对你会很客气。我们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咱们喝两杯。老爷子说。
我说，要是他们休息完了还接着上课，我能不能去跟着听一下？
老太太说，他们一般不请本地人和陌生人去听课，都是里面的成员给老家里打电话约来的亲戚朋友，你要求去听，他们估计也会让你听，不过你得小心点，别让他们给绕进去了。
老爷子说，不会，这小伙子有脑子，也从书上看过很多，不会被绕进去，他们如果同意你听，你就听吧，我们这边准备得了就直接去喊你过来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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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他们的休息就是集体去厕所——据说他们上厕所也有严格的时间要求，超时会挨批评。老爷子家的厕所是单坑厕所，每次只能进一个人，就算每个人一分钟，他们十六七个人也得接近20分钟，在等厕所或者上完厕所等别人回来的时间就是他们的休息时间。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等厕所，他们的头头，也叫大经理就不需要等——其他成员给了他应有的尊重，包括优先去厕所。他从厕所出来，后面排队的都向他问好——大经理好！
虽然我是个陌生人，他们倒不认生，笑着跟我打招呼——仅仅是打招呼，不多说话，也不问我是谁。据说这是为了防止跟外人串通，抢夺资源——至于有什么资源可以抢我也不太清楚。
其他成员去厕所的空档，他们的大经理——也就是老爷子刚才说的阿亮在院子里跟我搭起了话。对方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光临”，听说我是房主的亲戚后，那位叫阿亮的大经理又说了一句，欢迎领导光临指导。
我问他说，听我表叔说你们是做三商法的，三商法是什么？我能不能了解一下？
这位大经理犹豫了不到一秒钟，说没问题，叔叔阿姨他们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领导您考察一下我们的项目是应该的，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说不定您还会对我们的项目产生兴趣呢。
我心说，我擦，这高度，这境界，啧啧。于是我就跟着这位大经理进了他们正在培训的那间屋子。
二十多平米的屋子里两边各有三个上下铺的床，床上的被子叠得板板正正——虽说跟部队里的那种没法比，但这是我看到的除了部队以外叠得最整齐的被子。
屋子里正在放着音乐，我当时不知道歌名是什么，记住几句歌词，回来查了一下，歌名叫做《出人头地》。循着声音看过去，发出声音的是一台躺在上铺的苹果手机——好吧，现在苹果手机不但成了厂妹机，还成了传销机。
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台传销机放完《出人头地》之后放的是《军中绿花》——这首歌这个调子我熟悉，高中军训，大学军训的时候都唱过。
中间过道上铺着垫子，垫子上盘腿坐着男的女的十几个人，这些人坐的都很直，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本子和笔。现在他们在安静地听音乐——平时休息的间隙他们的大经理就用手机为他们放音乐。
前面有一个可移动黑板，黑板上的字写得一般，但能看清楚写的什么——他们最近没有新成员进来，现在主要是在讲如何说服别人前来考察他们的项目，也叫作如何邀约新成员、如何发展下线。
在《军中绿花》的背景音乐下，大经理让在场的所有成员挨个跟我握手拥抱。
据说这是传销组织中最高的待遇，平时只有两种人才能享受到——一是大经理本人，大经理每次出门之前都要跟每个成员握手拥抱，回来之后也要跟每个成员握手拥抱；二是刚来的新成员，他们要给新成员家一样的温暖、战友般的关爱。
很显然，我是被当做新成员来对待的——他们这个组织显然还不是太成熟，按理说我这种没有人介绍、不了解背景就混进来陌生人，应该被高度戒备的。
后来我想了一下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松懈。一方面我是“房东的亲戚”，房东刚帮他们把派出所的人对付过去；另一方面我看起来十分忠厚善良，对人对物无公害。
不从美丑这种容易带上主观色彩的角度进行评述，从年龄看他们一个个都二十出头的样子——年轻，有活力。他们试图从各方面让自己显得像个城里人——服装、发型、耳饰、口音，但从他们的口音、脸色、尤其是手上仍然能看出他们从家乡带来的痕迹。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个女孩，两腮还有一点高原红，把自己的指甲染成了都市风十足的黑色（尽管有的地方开始掉色），但握手时我能感觉她的手比我的手还粗糙，她的拇指、食指、中指上还起了倒刺。拥抱时我还闻到了她头发上的葱花味儿——她应该是参与了做早饭。
当我跟最后一名成员完成了握手拥抱仪式，大经理关掉了传销机里的音乐，把我引到最前面的黑板旁边，示意大家都坐下，兴奋地跟大家介绍说，这位领导是咱们房东大爷的亲戚，他很关心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也非常非常非常想考察了解咱们的项目，咱们欢迎领导光临指导。
没经过任何训练，其他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欢迎领导光临指导。
垫子上的男的女的盘坐得更加笔直，整个屋子里到处都透着兴奋，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亢奋——我发誓，要不是有坚定的信仰或者满怀着理想，没有人能把这种亢奋保持一个小时以上。我相信，任何一个老板都希望自己的团队能有他们这种精神风貌。
接下来的流程就跟对待新成员一样。他们让我坐在了专座上——那是一个软座的椅子，一般传销组织里都有一个新成员专座，为的就是让新成员感受到外面无法感受到的尊重，打消他们的去意，多给传销组织点时间方便洗脑，甚至还要给新成员递毛巾、打洗脚水、洗脚。
为我安排专座的空档，他们的黑板也换了一面，大经理站在上面给我讲起了他们的项目，并告诉我中间如果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提出来。其他成员也跟着认认真真地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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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年传销果真被发展，甚至可以说是进步了。他们做的这玩意儿叫做理财互助——交上一部分钱之后，你就成了他们的成员，就有资格发展自己的下线，下线交上来的钱会有一部分奖励给你，下线的下线们交上来的钱也有一定比例奖励给你，他们称这些奖励为互助款。
听了半个小时后，我提问说，这不是新人养旧人么？
大经理说，没错，就是新人养旧人，你这个养字说得非常非常非常棒，您听好了啊，咱们是新人养昂——旧人，而不是新人吃日——旧人，更不是新人骗安——旧人。
边说他边在黑板上写下来三个字——养，吃，骗——果然文化水平不是很高，“骗”字下面多写了一横@@
还在养字下方画了个大大的勾号，在吃、骗上各画了个叉号。然后又把吃、骗俩字擦掉，对着我说，咱们这个项目叫做理财互助，养字正是体现了互助这一点，领导您刚才说的新人养旧人刚好说出了咱们这个项目的本质。
大经理接着说，其实咱们这个模式正是借鉴了养老保险的操作模式，各位仔细想想，养老保险不也是新人养旧人么？那些年龄大了以后领退休金的是旧人，他们的退休金正是靠我们这些新人提供的——但前提是他们之前也作为新人养过更旧的旧人。
大经理向所有人发问，农民能不能领退休金？
所有人异口同声地说，不能！
大经理满意地接着问，谁能说说为什么？
大家抢着举手，大经理指着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说，陈主任，你来说说为什么？
其他人都把手放下了，被称作陈主任的小伙子站起来向大经理鞠了一躬，又回头向其他人鞠了一躬，又向我鞠了一躬，说道，因为农民当时没交过养老保险，没为旧人做过贡献……
好吧，关于养老保险和金融互助模式相同，都是新人养旧人这一点，我居然没想出好理由来反驳。
仔细想想他们唯一的不同之处——养老保险由国家为其背书，由政权强制新人加入，体量较大，相对更有保障一些；所谓的金融互助则仅仅靠个人或者小组织来保障其运行，弄不好哪天维持不下去就跑路了，甚至从一开始就是奔着跑路去的。
再仔细想想，对于养老这个问题，一开始说政府来养老，再后来说政府帮养老，再后来说以房养老，就觉得拿“更有保障一些”来反驳他们显得太无力。我只好对身边的陈主任和黑板旁边的大经理不断地点头。
……
后来我又问了一个问题，但问完我就后悔了，问的是——大家整天窝在这里，为什么不去劳动呢？
包括大经理在内，所有成员的脸上出现了明显的愠色，大经理急促地问说，都说劳动能致富，那么我问一下，全中国最能劳动的是谁？
农民！其他成员口径一致地说。
没错，农民恐怕是最能劳动的了，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几千年了，勤俭节约，任劳任怨，甚至当牛做马，为其他人提供最基础也最必须的生活资料，可是他们真的赚到钱了么？他们是最富裕的么？
不是！其他成员不约而同地说。
也不要跟我们说每个人的劳动价值不一样，就算我们认可每个人的劳动价值不一样，那么凭什么别人的劳动价值就高？我们甘心么？我们愿意么？
不愿意！不甘心！其他成员异口同声地说。
在他们带着情绪的一致中，我感到脑门子上开始冒汗，心说，太他妈有道理了。
他们说的那些话总有那么几句能打动你——即便是诡辩，你也没法反驳人家。那种场合我能顶住已经很不容易了……
还好，敲门声适时响起来了——是老爷子叫我过去吃饭。我赶忙从他们给我设置的专座上站起来，向他们鞠了一躬，算是道别。
大经理对我说，欢迎领导下次再来考察指导，又对大家说，大家欢送领导！
他们的掌声很整齐，我在整齐的掌声中出了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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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如何反驳他们“金融互助跟养老保险一样都是新人养旧人”、“劳动并不能让人真正富裕，否则中国最能劳动的农民为什么那么穷”的观点，至今没有很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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