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的骚动

暴民的骚动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中，中国社会都可以划分为官、民两大阶层。官僚阶层居于社会上层，为皇权专制服务，维持社会稳定，处于强势地位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则居于社会下层，终日劳作，还要遭受官僚阶层的压榨和欺凌，处于弱势位置。

中国人口众多，即使同为下层社会，各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在经济状况相对富裕的地区，社会相对稳定，读书人多，一些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人上层社会大部分普通百姓即使不能进人上层社会，也愿意做一个顺民，过一种能够维持温饱、能够看得见一些希望的生活。在经济状况长期贫困的地区，社会状况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那里百姓困苦，盗贼遍地，秘密组织滋蔓，民变频发。说到底，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状态。百姓生计难以为继，有些人就只好落草为寇盗匪多了，普通百姓的日子更难过，一些人只好加人民间秘密组织，以此寻求自保而民间秘密组织壮大之后，其行动往往出现非理性、暴力化，直至起来造反，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进人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事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下层社会同样受到很大影响。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随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聚集了一大批穷苦的百姓，以及一些不安躁动的地痞流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快速渗透，中国社会因此出现分裂和对立，普通民众和教会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进人19世纪九十年代，外国教会势力在鲁西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快速发展。

在传教过程中，外国传教人员常常对中国民众进行物质利诱，主要方式赈灾救济等。而除了物质诱惑之外，教会提供了政治保护，对底层百姓的心里也非常的大。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彻底被英法联军打怕，在西方列强的保护下中国沿海的一些商人和洋人建立了较好关系，生意也做得如火如荼，特别是后来租界的建立，对中国百姓人生财产的安全保护已经成了老百姓的保护伞。于是一些底层民纷纷入教寻求庇护。

教会对中国民众的，来者不拒，也造成了教民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入朝的民众不只是那些底层受欺负的，一些地痞无赖，盗贼土匪也纷纷入教，避免官府的打击。这些地痞流氓狐假虎威，即便做了坏事，也能避免遭受惩罚。再加上还有一定的经济补贴，这样的好事，他们怎么能错过？到了1896年，山东巡抚李秉衡看清这点，于是上奏朝廷说：

“自从洋教传人中国，加人教会的人都不是安善良民，教士与教民互相勾结，包揽词讼，欺凌乡里。遇到民教纷争的控案，教士必为教民说话，至多方恫吓；而地方官害怕引发中外战争，常常迁就教民一方，草草结案，无法主持公道。民众被压制过久，无法忍受，认为官府是不能依靠的，只好私下里进行械斗以发泄愤怒，于是有了聚众寻衅、烧毁教堂这样的事件。民众之所以敢于作乱，实在是教民逼迫所致啊！”

这些暴民一旦找到借口，能够避免法律约束，他们的破坏力就能被无限放大。我们现在又好到哪去了呢？钓鱼岛争端就有人上街随便砸别人的私家车辆；南海稍有动静就敢围住别人合法经营的商场店铺。他们只需要一个借口，就能做出这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所以他们的聚集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爱国贼比卖国贼可怕一万倍，这就是后来庚子国难告诫我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