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在原野上，碰到了一堵墙。向左，向右，向前或向后都是无限延伸的边界。他们不知所措，试着呼喊与挣扎，但总有什么东西勒紧了他们的喉咙。最后他们终于成为了彻底失语的一群人。
新京报的李一凡冲上了热搜，他为了新闻的热度把慰安妇的信息故意泄露出来而且伪造了真相。于是，新京报所做的恶被网友深扒。讽刺的是，微博的另一个热搜是神一般的韩国记者。他们为真相发声并真真正正的改变了一些事情。
记者是一种怎么样的职业？记者应该为真相发声，为弱者发声。记者是媒体与真相之间最直接的中间人。他们的存在使得那些被社会遗忘的底层人士、边缘群体得以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传播工具上为自己发声，为那个群体发声。然而，我们的底层人民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集体失声了。他们表达的东西在爆炸级的信息流中很快被忽略，他们所需要的真相与说法很快被人民忘记。或者，他们陷入了“生理性失声”，已经不会为自己发声了。因为，我们的记者没有了最基本的职业素养。他们为商业发声，为资本发声或者说是为热度发声。
为什么是这样？
我倒想问你为什么不是这样？
当媒体被资本的商业力量裹挟着高速发展时，媒体就已经变成了那一个人或者那一群人的发声器了。而当这种力量发展到极致时，那个人就是信息的“终产者”了。德国工人领袖奥倍倍尔就说过：“一般说来群众相信，凡是报纸上发表的东西都是唯一正确的东西。当然，报纸已经不只是报纸，而是所有的信息传播媒介。于是，终产者终于变成了终产者。
在电影《暴裂无声》中，以张保民为代表的那一群贫穷、文化程度不高、生活区域限于落后农村或最多是城市农民工聚集地、没有关系、没有权利的底层人民，他们集体“生理性失声”了。他们会说话吗？他们这样说的话有人信吗？他们说的话会伤害谁的利益呢？他们说的话会有人看吗？在记者脑中思考了这些问题之后，他们对他们的诉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走了，他们也走了。即使最后那一声山炸裂之时，地动山摇。但生活在城市里，那些高高在上的、那些安逸生活的都没有一丝发觉，或者只是假装没有发觉。
他们会说话。他们的话来自内心纯粹而真实。他们并不想伤害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得到一个真相或者一个公平。他们的诉求只不过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需求：自由，平等，追求幸福。
他们不会说话，说的话也就那么回事。根本没什么好写的。还要举报那个什么局的局长。可笑，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也不敢啊。而且就这么一点被人打了的事就找记者。被打了没死不就可以了，还想找个啥公平。报道了连个热搜都上不了。写个毛啊。还是去写点有热度的事吧。最近那个女司机一旦报道就上热搜，还有那个顶替上学的事也很有热度。最厉害的就是强奸女性啥的，一报道准上热搜。
后来，汤兰兰案被翻了出来，信息被扒出。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一下子就给那个女司机安上了杀人的罪名，顺便再diss一下女司机就更爽了。还有李一凡不要脸的在慰安妇采访中泄露信息。这些记者应该很高兴，他们都上了热搜。阅读量10w+了。kpi应该会很好看。哪怕被人骂，被骂也应该心里很爽吧。反正善忘的人民马上就会忘记又去追他们的另一篇10w+的热搜报道了。
一位《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曾说过：记者的使命就是让全世界了解事情的真相，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即使付出生命也是值得的。记者的使命是一种秉笔直书，为民请命的社会良知和济世情怀。是一种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西方记者所称道的“社会公平的守望者”、“公众的看家狗”，更是一种将读者利益放到第一位的精神。
根据波士顿神父奸污和猥亵儿童真实事件改编的《聚焦》中在波士顿这个环境下，几乎没有人会对教会的行为，尤其是主教的权威做出质疑。出现这种状况其实并不是因为教会采用什么极端直接的手段，来压制民众的声音。更多的时候，是大家已经默认了这样的习惯，在潜意识中把教会，当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主体。当这样的主体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已经强大到掌握一个区域或者是一个团体事务的方方面面时。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被当做破坏稳定的威胁，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发出异样声音的人将会遭到各种的压力和反对。 或许我们缺少的只是改变的那一颗心而已。在《朝闻道》中大神文明对人类说：当人类第一次抬头仰望宇宙之时，那么人类揭开宇宙最根本的秘密就像我们看到前方有一块石子，然后弯腰拾起一样简单。
他们走在原野上，碰到了一堵墙。向左，向右，向前或向后都是无限延伸的边界。他们不知所措，试着呼喊与挣扎，但总有什么东西勒紧了他们的喉咙。突然，一股力量把那东西甩开了。他呼了几口气，大叫了起来。边叫边哭还抱着那些最伟大的真相探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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