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里的吴法宪（六）

  文／彭春祥

秦城监狱里的吴法宪

                （六）

二是放风的场所与其他人犯不同。监狱其他人犯放风都在狭小的无顶盖的专门的“放风房”内“圈放”。

所谓“放风房”，它是两栋呈“一”字型的背靠背且紧挨着（中间间隔约2.5M左右）的并排房屋，建设上与监狱是分开的，单独成栋。每栋有约15间房左右，房屋布局为一字排列，每间房大约12平米左右。每间房有一个铁门，无窗，上面没有天盖，是敞开的，墙高约5、6米。

两栋房子之间背靠背的顶端地方用一条宽度约2.5米左右的天桥连接，使两栋“放风房”在形式上成为一体。天桥主要是用于哨兵看守人犯在“放风”时的情况。

人犯“放风”时，监管员将他们一个个分别从监舍带出，再关进“放风房”内，关上铁门，插上门销，一般不锁。人犯在房内做着如行走、跑步、甩胳膊、甩腿（有的还利用放风机会在里面练功等，如钱浩梁）等各种活动。一名看守在天桥上来回巡逻，从上往下监看着两边“放风房”内所有人犯的活动状况。

此时，涉及到自己看守对象在“放风”的其他看守人员，可以稍事休息。待“放风”完毕，各看守人员与自己的看守对象“收风”时一并再次进入“战斗岗位”。

而吴法宪的“放风”与黄李邱和陈伯达一样，不是在“放风房”内“圈放”，而是在监区监舍外面的水泥路面上“散放”。

按惯例，黄永胜在监舍楼的东边水泥路上活动，李作鹏在监舍楼的西边锻炼，而吴法宪则在这两者的中间水泥路上来回甩手行走。

当然，尽管吴法宪与他的“同伙”黄李邱等人“放风”都是在监狱楼外面的水泥路上进行，但是绝不可能让他们互相照面的，因为他们“放风”的时间安排是错开的。一般是按照黄吴李邱的顺序安排“放风”。

与监狱里的其他人犯在“放风房”内“圈放”相比，在这里放风，不仅四周无墙壁阻挡，放风时活动的范围也要大得多，可以来回自由行走的空间距离较长，少了些限制和压抑的感觉，而且视野相对开阔，可以向监狱四周放目，观察到监狱周围的境况。

不过，由于围墙电网高耸，即使人犯向四周张望，极目所视，映入眼帘的也只是郁郁葱葱的树梢和蔚蓝色的天空，其他也看不到什么。当然，放眼远眺的话，也可以看到监狱后面那座北京著名燕山山脉的山尖。还有，在这里“放风”，空气相对也更加清新。

吴法宪每次“放风”时，他都带上监狱统一发放的小马扎，便于行走活动累了，可以随时打开坐下休息。不过，他只要是出来“放风”，一般都尽量利用室外空间大的机会多活动，很少坐下来休息，除非累得走不动了，他才肯坐下来休息会。由于他年龄较大，身体又胖，个矮腿短，走路似乎比较费劲，“放风”活动时，他常常累得满头大汗。

三是放风时间也比其他人犯相对较长较灵活。整个监狱一周内除周日不放风（雨雪天除外），其余每天都安排“放风”。一般情况下，普通其他人犯放风时间通常不分季节，时间点比较固定，每天都在上午的9—10点之间。“放风”的时间长短也较“死板”，一般都仅有20分钟左右。

而吴法宪则根据季节变化而调整放风时间点，寒冷的冬天则是在太阳较好较为暖和的偏中午时间，炎热的夏天则是在较为凉快的早晚时间，春秋季节均为上午。

不仅如此，他放风持续的时间也比其他人犯长，一般放风的具体时间长短基本不限，比较灵活。多半都在一个小时左右，有时时间甚至更长。这使他比监狱其他人犯能得到更多的阳光“哺育”。

四是伙食标准比其他人犯要高，每天吃的比其他人犯要好。因为他是专灶，其他人犯是普灶。前文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谈到初到秦城监狱时，晚上睡不着觉，要求吃了几次安眠药后才勉强入睡。其实，他在狱中的睡眠一直都很好，尽管开着灯，根本不影响，他几乎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而且是“鼾声震天”，一直震到次日起床。因为他身体胖，有道是胖人多打鼾嘛。我们夜里执勤时，几乎不需分分钟观察，只要听鼾声即可判断出他在里面的情况是否正常。

之所以睡不着，我分析：一是因为他刚被关进监狱，暂不适应，有个适应过程；二是因为从普通隔离到监狱关押，说明隔离时审查出来的问题比较严重，矛盾的性质发生转化，已非“人民内部矛盾”了，因而已难以只用隔离审查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以解决，必须逮捕关进监狱，动用司法程序和手段加以解决。

这样一来，他心里落差太大，大脑过于紧张，思想上考虑过多，担心组织上不知会怎样处理自己造成的。至于究竟是不是这些因素，也只是我的猜度和分析，不知对否，最起码，其中或多或少会有这些原因存在。

其实，监狱方面对吴法宪等在押人犯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视的，配有专门的医生和卫生员。日常的老毛病，医生也是随时观察，不断调整用药。

若有什么不舒服，随时报告，医生随叫随到。日常吃药是卫生员一日三次定时送到手上，监督服下。每半年时间就进行一次健康体检，每季度抽一次血进行常规检查。遇有大毛病，会及时带到公安部定点的北京复兴医院治疗，包括住院诊治。

吴法宪患有胆结石。有一次，老何带他到北京复兴医院请专家诊疗，我和另一位战友押解。一路上，他担心要做手术，心情非常紧张。加上当时《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相互勾结的文句，他看后，心情十分低落。他几次问询老何：“党和政府是否还会给出路”？老何回答：“给出路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啊”。他听后如释重负，还非常感激地给老何鞠了一躬。

到医院经专家诊疗，专家认为他的病不需手术，保守治疗就可以了。回来的路上，他放松多了。回监狱后，医生也十分关注他的胆结石病，不断调剂用药，按时送他服治，其症状逐渐好转。

关于人犯狱中医疗方面，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也谈到过，并且给予了充分认可和肯定。他写到：“秦城监狱里有一点做得比较好，这就是医疗。我想主要是为了不让我们死掉，要留活口”。其实，党和政府之所以对监狱中像吴法宪这样的人犯这样做，不仅仅是吴法宪所说的“留活口”，为其他人员犯罪行为当“活证据”，主要的还是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人性关怀。

1980年11月19日晚，吴法宪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其他9人一起，当时被称为“十名主犯”，被押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设置在北京市正义路一号（实际是公安部小礼堂）的特别法庭，接受于次日（即1980年11月20日）开始的“历史性审判”。

当晚，我押解的对象是黄永胜，我们的押解车后除联络车、机动车、伪装车外（为安全保险起见，“十名主犯”每人的押解车后都安排有这些车辆），按照“黄吴李邱”的顺序，押解吴法宪的车就跟在我们车后。

到了“特别法庭”驻地，看守对象和我们贴身看守人员都安排住在公安部招待所。所以，我的看守对象黄永胜和吴法宪又房间挨房间住着，我和看守吴法宪的战友也是房间挨房间住着。

而招待所的房门又不像秦城监狱的监舍那样有猫眼望孔，可以关门通过猫眼观察看守对象的情况。为观察人犯审判期间的活动情况，保证人犯安全，吴法宪住的房门就只得开着，我们看守人员就在房间门口看护。

因此，从1980年11月20日审判开始，一直到1981年1月25日宣布判决，在为期67天的整个审判期间，吴法宪除了出庭受审，余下的时间，我在看守黄永胜的同时，也基本与他相处。

吴法宪在监狱和审判期间，认罪态度一直端正老实，诚恳悔罪，这从他在提审和法庭受审时的表现都可以看出来。

据原中纪委委员兼“两案”审讯组组长汪文风回忆他提审吴法宪时的情况：吴法宪十分配合提审，他在回答提问时，一边讲，还一边将自己坐的椅子往前移动，以便靠近提审的同志。

往往谈到最后，吴法宪已经坐到了提审同志的跟前，成了和提审的同志面对面谈话了。这表明，吴法宪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靠近组织，诚恳认罪的态度。

因为，吴法宪毕竟是在战争年代跟党走过来的，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不一样，他对党还是有感情的，对自己的罪行还是痛悔的，这是他态度好的基础。

庭审期间，吴法宪总共出庭受审四次，先后围绕他与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关系、1971年9月13日凌晨不认真执行周恩来命令的行为、在“文革”中对刘少奇等老同志进行诬陷的事实以及受林彪指使，迫害、打击空军的广大干群，制造大量冤案等问题进行法庭调查，他都一一招认，表现出了积极的认罪悔罪态度。

相由心生。整个审判期间，当时从表情上我观察到的吴法宪，心情除了紧张之外，就是难以描述的复杂，有懊恼、有痛悔、有失望、有彷徨、有时甚至还给人有一丝“委屈”的假象，当然，更多的则是无奈呀……

2018年8月22日于湖北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