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正万：不敢马虎，是我写作的态度！

我的写作来源于我对故乡的眷念和鄙视。那是一片忧郁的土地，一种与生俱来的绝望感暗藏在每个故乡人的心头。他们很少高声喧哗，很少嘻闹，很少唱歌，这是过于理性，缺乏活力的乡村。我鄙视故乡的落后与孤独，我眷念她的宁静和与世无争。你留在这里，你的灵魂要去哪里随你的便；你把灵魂留在这里，你的身体要去哪里随你的便。这是我故乡对每个出生在那里的人的忠告。

他们中有文盲，也有多少认识几个字的人，但很少读书，对我的写作从不关心，也没有必要关心。我是因为感激他们才写作，感激他们的纯朴、低调、聪明、虚伪、自私、傻头傻脑、自以为是，并因此吃亏上当。

这真是我写作的根源吗？不是，我是因为自视过高，因为心虚才写作。他们怎么样，其实我并不清楚，就像有时候我不清楚自己的想法一样。

几十年来，我努力写作，讨好卖乖，努力把自己放进现代社会，接受嘲笑和屈辱，同时去埋怨这样埋怨那样。回头一想，如果加入家乡的文盲队伍，受到的打击将会更加严重。于是继续努力。

我是为寻找自己而写作：我为什么是我，而我就是我。

这诡异的命题才是我写作的根源。别样的思惟让我倍感沉重，有时忍不住耍耍赖皮，玩下小聪明，以为如此可以从自己的困境中解脱。但得不偿失，自己依然在困境中。

我老实下来，安静下来，继续追问：我为什么是我，而我就是我。读着《喧哗与骚动》，我特别理解昆汀、凯蒂、杰生和班吉明。但有时也想，去你的《喧哗与骚动》，叫昆汀和凯蒂见鬼去吧，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只有这一部。

毛姆说契诃夫的为人好像性情开朗和讲求实际，但作为一个作家却是抑郁和消沉的。我觉得这仿佛也是在说我，一个从冉的泉眼里流出来的，叫正万的河流。

很多人以为我一直在写我的故乡，其实不是。如果你读过我所有作品的话，你会发现，我是把整个人类社会当成我的故乡，而不是某块邮票那么大的土地。

我在黔西南看到黄金开采的盛况，于是把老家的人放进一片矿区，然后演绎他们的悲欢离合。这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纸房》，至今已逾十年。

我在息烽县牛场乡无良坑看到一块石碑，说钱壮飞被当地人杀死后丢在这个坑里面。而对面的金沙县坚决否认，并积极修建钱壮飞纪念馆。在遵义县毛石乡，我看见小孩装在玻璃瓶里的透明鱼，这鱼是从溶洞里流出来的。溶洞的水量非常大，雾气蒸腾，天气越热，水雾越浓。我老家一个嘴巴似的在岩洞，让人充满遐想。我把这些要素放在一起，经过四年马拉松似的胡思乱想，写出了长篇小说《银鱼来》。

十多年前，我在黔东南听说一个小故事。黔东南是贵州民风最纯朴的地方，土改时期，当地人不明白什么是地主，什么是贫下中农。他们一直自给自足，都有土地，贫富差距并不大。但土改工作队不允许，要求他们必须像别处一样，也要有地主，也有贫农。当地人不知道何为地主，以为是个社会职务，通过推选，村里一个为人好，大家都尊重的人当选。这人谦虚一番，也就答应了。几年后，他才知道地主不好当，但已经没办法了，一当就是三十年。一直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但我知道，仅仅靠这一个故事，写个短篇都很难。几年后，我在凤冈县采风，到一个叫梯子岩的地方，悬崖峭壁之上有个村庄，村里有块石碑，说这些人是明王朝一位带刀侍卫的后人。他被人追杀，躲到这个四面环山的地方。现在修了一条公路上去，邀我采风的人想要我们对悬崖上这条公路发出感叹。我觉得凡是人力能做到的事情，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公路修通后，有人在半山一个溶洞里养娃娃鱼。婴儿期的娃娃鱼特别怕吵闹，要在水无比干净，没有其他动物气息（特别是人）的地方才能生长发育。长大后对环境要求却又及其简单，比其他任何一种鱼都好养。村民用木盆、水缸都能养，可以养在床前，养在厨房。当时觉得挺有意思，想写一部关于养殖与商战的小说。写了几千字，发现这根本不是我应该触碰的东西。明白后立即删掉。两年后，把选地主和悬崖上的村庄结合在一起，写了长篇小说《天眼》。写完第一章，我就知道这比写养娃娃鱼容易。

迄今为止，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小说是没有人提及的一部小长篇。有一次乘车经过正在修建的环城公路，看见有人提着一个人形合首乌叫卖，宣称这是施工员刚刚挖出来的，长成人样，肯定有益寿延年的功效。我不禁大为惊奇。但车上有好事者悄悄告诉我，这是人工培植的，并且是从别处拿来的，和修路的工人没有关系。没想到骗子这么厉害，为了几个钱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经过五年的构思和一支秃笔的经营，我写了长篇小说《什么是你的》。把人性的贪婪和聪明写得风生水起。这部长篇虽然发表了，我估计读者不会超过十个人，这么多年，我只听到三个人向我提起过。

原本打算写三部，把已经发表的这部取名《什么是你的·人书》，再写《兽书》和《神书》，这种写法没人看好，写作的勇气大受打击。

写作的意义何在，其实很少有人问我。倒是自己从没停止过追问，尤其是长篇小说写作。这是我必须思考的最基本的问题。从没找到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随着思考的深入，已经越来越接近写作的最终目标。这么多年写下来，只能努力接近这个目标。我知道永远不可能抵达，这也许正是写作的魂力和动力。

“盖闻二仪有像，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这是《圣教序》里面的句子：听说天地有形状，所以显露在外、覆盖并且承载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因为四季没有形状，所以深藏着严寒酷热来化育万物。文学不可与天地四时相提并论，但其运行规律是可以类比的。沃尔夫在他的处女作《天使，望故乡》里说，现世每一分钟都是4万年历史的结晶。日复一日，人们苍蝇般地飞向死亡，寻找归宿，这其间的每一片刻都是一座窥视整个历史的一扇窗户。《古兰经》也说：我们将受我们的行为的报酬，你们也将受你们的行为的报酬。学者孔飞力则指出：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都存在于我们周围。每次读到这些句子，我都会放下书本沉思。如何看清此在，又如何向后人标记出管线走向，似乎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小说不是统计学，不讲任何科学依据，它只能靠隐喻和暗示把一个观察者的思想储存在字里行间。

我们都是未来的祖先，未来的读者在等着我们。我们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一死了之。这一点佛经、圣经、古兰经的说法高度一致。那么，谨慎写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此时写下的句子，有可能成为善知识，也有可能成为恶知识。最麻烦的是，善恶不能靠此时此地来判断，而是要通过从此以后永远的检阅。

我懂卡夫卡为什么要在临终时叮嘱布罗德烧掉他所有手稿。他不愿自己的文字在世间生根发芽，因为他无法确定这些文字的善恶。以前，有自以为是的评论者说：作为一个在文学上失意的人，烧掉手稿完全合情合理。这是多么简单和粗暴的结论。希望死后烧掉手稿的作家远远不止卡夫卡一人。有谁敢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的文字必须传世并且是可供后人借鉴的善道？

真正的写作一定是颤颤惊惊如履薄冰。个体的体验虽然丰富，但不敢说这就是直义和见解。写作不是大彻大悟者所为，破除迷妄者不需要留文字，因为文字的局限已经不能准确传达其真味。所以写作是小思小悟，并且是容易兴奋容易激动藏不住知见的人，恨不得立即把自己的知见公诸于世。如萨拉马戈所说，我们都是充满欲望的可怜巴巴的魔鬼。

一直在写，不过是希望广种薄收，让后人有所认同，有所欣悦。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生根，能够给人一点点希望，不要因为世事的无常就茫然无计。事实上，这也是托词，还活着，就得有所作为。不可马虎，也不敢马虎。

冉正万：不敢马虎，是我写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