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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时常打架。母亲处理她所遭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的方式是饮酒。在我不到六岁的时候，记得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见过母亲被打断的鼻子和被打得发青的眼圈；她几乎被打烂的背；她过几周就去一次医院。
我六岁时，母亲离婚了。我们搬到城市的另一边。她怕他，她发誓保护我的安全，这是我们住在一起的理由。我在周末的时候可以见一见父亲。孩子，尤其在那个年龄，很容易受骗，尤其容易被父母操纵。就在那一年，在我去他家的一个周末，父亲哄骗我说出母亲居住的地方。在童年，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为发生的事情自责，直到我接受“在那个年龄，对任何孩子都一样”。我自以为聪明，逐步引导他到达我的家，尽管我不知道街道名称。两周后，我的父亲找到了我们的新家，他制定了杀死我和妈妈、自杀的计划。
我仅有六岁，但是那天晚上的每个细节、每个时刻都铭刻在我的心里。我甚至能够描述出公寓的布局。
那是离婚后母亲第一次真正的约会，在此之前母亲和他做了一段时间的朋友。母亲工作的时候，他的女儿经常临时照看我。就是在他们第一次真正约会的晚上，他的女儿照看我。我记得，有人敲门，我从床上跳下来问“是我的妈妈？是我的妈妈？”。她去门前确认，证实不是，嘘声赶我离开。“不是！立刻去床上。”我回到房间。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又跑回来。“那是我的妈妈？那是我的妈妈？”她让那个人在门口等着，来接听电话，门上还拴着铁链。她再一次对我说，“回床上去，现在就去，否则你就麻烦了。”我回到了房间。
接下来的大部分细节是多年以后我从母亲和庭审记录知道的。
那一刻……
门外的男人是我的父亲，照看我的姐姐从来没见过他。他将手伸进门里，小心翼翼地滑开门上的铁链，偷偷进来。他捂住姐姐的嘴巴，用很长的电话线将她绑在椅子上。当他堵上她的嘴，把她绑牢后，走进我的房间，想用枕头憋死我。他用枕头把我摁在下面，直到我停止四处扑打。
当我母亲到家，父亲正坐在门后等着。门打开的时候，他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把刀。她约会的对象——大卫——从未见过我父亲，但是他知道情形不对，他努力保卫我的母亲。在距他心脏一寸远的地方中了一刀，当他瘫软下去的时候，刀柄还在他的胸口上，我的父亲用另一把刀猛砍他脸的两边。
这时候，他撞到我的母亲，试图杀死她。他抓住一把剪刀，试着去刺她。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反抗，她踢，她咬，她做一切可以求生的事情。他无数次地刺在她腿上。为了抢救她的生命，一个团队的医生，在她每条腿上都缝了700多针。她已经被打坏了，精神失常、肋骨挫伤，两个黑眼圈，一个塌陷的鼻子，掉落的牙齿，严重的瘀伤，她看起来已经没有人样。
当警察找到我父亲时，他说，他破门而入是因为他听到我喘不过气来。没人知道那是他精心捏造的进入公寓的理由和托辞，因为他认为我已经死了。我的母亲和大卫因受到严重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在他庭审时不能出席。检察官认为，没有他们的指证，事情会非常棘手。冒着他逃脱的危险，他们提出了一份认罪协议。两项使用致命武器袭击他人罪代替了两项谋杀未遂罪。记住，除了我的父亲没有人知道他试图让我窒息死亡。他接受了协议，被判最高刑罚，入狱20年。
数周以后，母亲从袭击中幸存下来，几个月后才痊愈，挥之不去的疼痛持续多年。在她恢复的那几周，我被寄养在她最好的朋友家中，因为他们不敢让我见到那种状态下的妈妈。我想，没有母亲，在一个陌生的家庭中，那是最可怕的事情之一。我知道在我妈妈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也知道他们不让我见她。她出院后，也来到她朋友的家里，但我很少被允许走近她的房间。这种感觉很不好，我太小，不能听到我关心的事情。在她朋友的家里，她又恢复了一段时间，但是她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现在，她可以自信地穿上短袖，尽管伤疤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显眼。
父亲在母亲的思想和心灵上留下的创伤，以及对我的伤害，在28年之后依然不能痊愈。在我的整个童年，我的母亲不断地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她心里认为，我的父亲袭击了她，他还会在某一天回来完成这件事。在我六岁之前，我的母亲每天晚上纵酒逃避。最后，她活在了被袭击的那一个晚上，她认为任何靠近她的人都是我的父亲，在试图袭击她，哪怕是她的孩子。她完全生活在创伤后应激性障碍病理性重现的怜悯下。当它们重现，她尖叫，她呼喊，她猛烈攻击和她在一个房间里的任何人，用我父亲的名字称呼他们。我常常在角落里，背靠墙，试图用我的腿抵御袭击。她用指甲，不用刀，我的腿上也有疤痕，很小，它们可能是我母亲留下的。
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我每天晚上锁上房门，用椅子抵住。这个故事真正的悲剧是，我的母亲不是坏人。她酒精上瘾，在她想停下来的时候无能为力，她每天晚上都被那天晚上的袭击折磨。即使她不饮酒，夜晚的噩梦留给她的是大声呼喊。当她没有喝醉，她是你要寻找的最好的母亲。当我在学校里受到虐待，她会为我抗争，确保我在最好的学校，受到最好的教育，每天晚上做我喜欢的食物。我们曾经有足以舒服度日的财富，随着时间的流失，财富减少了，但即使在贫困的时候，她也总是为我提供生活上的保障。她曾经吸烟很凶，现在也是，有时她会吸公共烟灰缸里的烟屁股，而不是浪费食物的钱满足她的烟瘾。我从未有一次不吃晚饭就外出。
我最甜蜜的回忆之一是，有一天晚上，我用整个晚上完成学校里一项重要的报告。第二天，我从学校里回来，小睡醒来，有新烤好的巧克力蛋糕等着我。她说她为我感到骄傲，我工作这么努力，值得奖赏。我记得，那种感觉很特别。我生日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当她不喝酒的时候，她是位完美的母亲，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我遭受的创伤性应激障碍来自父亲的袭击和母亲的尖叫。大多数时候，我会对周围可能出现威胁的事物高度警觉，会因意外的声音和动作颤抖。我努力克服我的情况，我的母亲也已经找到一些安慰，不再经历强烈的创伤性应激障碍的临床症状，但是这件事将会伴随着我们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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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Quora
本文系谈客（微信号：tankeim）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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