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电梯里到处都是《妖猫传》的宣传海报。原本作为电影，看过就算了，不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整部电影的主题，都还是沿续着陈凯歌多年来一贯的偏执狂风格，对于偏执狂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是，看完之后实在忍无可忍，我很想大骂一声：陈凯歌，请拿开你那偏执意淫的猫爪子，不要亵渎玷污了唐朝，亵渎玷污了历史！
整部电影让人感觉，创作者想要对多年前的《无极》的溃败来一次彻底的溃烂式补偿，其在保持魔幻基调的前提下，故事采用了一个舶来的但在中国却并不算著名和流行的IP，背景是中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唐盛世黄金时代，人物也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说电影是陈凯歌带领主创团队精心打造的成果，作为一部商业娱乐片尚可，但其毕竟与经典，即便是中国式经典也尚有巨大差距，而其一再强调自己执着于将其与还原唐朝划上等号，就显得太过于牵强和偏执了，毕竟，一切过往的历史都是不可能还原的。
就算真的允许导演“少年气”地偏执人性，但其原本本质上只不过是一部“旅游地产项目宣传片”，其打造的“实景”也只不过是一张纸糊的画皮而已，有多少证据能说明这些场景就是唐朝风格？而所谓的唐朝风格本质上又是什么？恐怕连陈凯歌和主创团队自己都不清楚吧。
一、别再意淫猫了，放它一条生路吧
电影没有用小说原名《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因为都知道电影改动颇大，在悬疑凶案上主要就围绕“猫”大做文章，但唐朝习俗里真的是称“猫”吗？
一般都以《诗经》“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当成中国很早就有猫这一词汇的证据，当时的猫是指野生山猫。从战国到南北朝，猫基本还没有完成驯化，即便今天对猫的驯化也争议很大。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句俗语可以说是人人皆知，但“狗拿耗子”确是历史上，尤其是早期历史上的一种常态，而相对而言，“猫捉老鼠”则是比较晚的事儿了。三国时，曹操评价丁斐时提到：“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貯。”曹操没有把丁斐比作猫，而是比作“善捕鼠”的“盗狗”，可见曹操所在的三国，甚至陈寿所在西晋，依然大量使用“狗拿耗子”，用养猫捕鼠可能都还没有普及。
隋唐时代的确养猫比较多了，可能属于外来猫种较多，许多献给皇帝的贡品里就有猫，像杨贵妃这样的人，身边的猫应该既是宠物，同时也用来捕鼠吧。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唐代的人们是不直接称“猫”的，而是习惯称“狸”或“狸奴”，唐宋的诗文中一般都呼之为“狸奴”，从李商隐到苏轼到陆游无不如此。在历史上还有一件著名的宫廷事件“狸猫换太子”，或许这只是一个故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猫有时的确令人感动恐惧，而且猫天生性野，皇宫内有时女人居多，为了防厌胜之术，如武则天作为女人当权，就对宫中养猫进行过清理，以至于后来的小说之流以此附会出不少故事来。“狸猫换太子”的传说也是因宋真宗的刘皇后掌权而产生的。
二、唐城，唐城，唐城你个鬼啊
据说《妖猫传》用了六七年时间建造了一座实景唐城，对于电影人的这种执着与任性，本来是应该称赞的，但看了电影，总感觉其更像一个旅游地产项目，而并没有像吹嘘的的那样呈现唐代长安的面貌。
唐代长安的面貌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千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无从知晓了，对其进行所谓的还原纯属无稽之谈。而让一步讲，即便是能够还原，那《妖猫传》中又是如何还原法呢？仅从细节和部分呈现来说，如电影中的市井楼阁、皇城、宅院等，要含糊说古代建筑基本就这样也可以，但要提什么精雕细刻营造唐代风貌，对不起，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从总体上看，影片中的建筑风格是完完全全的日本风，与唐代风貌半点关系也没有。
我们今天的历史文化教育和宣传一直都在强调日本对唐代文化的继承，一直都在强调日本建筑都唐代建筑风貌的继承，这固然不假，但其有一个时间限度。事实上，在日本建筑史上，也只有平安时代比较青睐唐风。到了战国（安土桃山）时代以后，其早有了属于自己的特点，尤其以高耸的石砌堡垒式城楼为典型代表。因为日本地形平原少山地多，就连今天多数日本城市其实还都能看到“山城”特质。故其古代建筑自然要适应地形特点，用石块比较多，而并非整齐烧制出来的砖块。另外，城市内的街道两旁屋檐很突出，也因为日本属于海岛国家，常年多雨。中国古代城市屋檐有类似便于排雨水的结构，但中国留存的参考以明清建筑为主，肯定不再是唐朝的模样了。
其实日本自古就是非常能够适应时代进步的国家，古代借鉴中国，近代吸取西洋都是如此，绝非生搬硬套，食古不化。恰恰《妖猫传》在长安城的营造上，盲目的参考日本的所谓“唐代风貌”，结果不伦不类。
《妖猫传》搭建的唐城路面也很糟糕，不如徐克的《狄仁杰》系列，不论《通天帝国》里武则天出现的校场，还是《神都龙王》里不少市井打斗场面，虽然看不出坊市格局，但《狄仁杰》中城市多数路面是沙土。而《妖猫传》的街市、庭院、宫殿道路整齐的砖石铺设路面，和绝大多数当今的影视城没有区别，对古代城市细节营造完全是草草了事，没有任何可信度。
在唐代，长安和洛阳市帝国的两大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被称作西东二都，唐代一般有格调的文人都会直接称“西京”或“东都”。而唐代的无论是西京还是东都，亦或其它的城市，都有比较严格的坊、市之分，而且各个坊、市都是独立封闭的，有围墙或栅栏，而且每一坊都有门楼和岗亭，这其实就是后来的牌坊。其中的市每到傍晚时分都要关停，而坊则有宵禁，入夜后也要关闭坊门，不得随意出入，所以像白居易之流根本不可能大晚上到处乱逛，而至于空海，作为日本遣唐使中的一员，其活动自由更是有重重限制，否则便会以间谍罪论处，他如何到处乱逛去？什么大唐盛世夜夜笙歌，灯火如星辰的场景基本属于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三、长生殿和杨贵妃
《妖猫传》是在小说基础上的改编，而小说原著很有日本传统的“怨灵”色彩，尤其是冤死女人的怨灵作用，《大唐鬼宴》的名字多少有些这个意思，其作用也类似《午夜凶铃》和《咒怨》两大王牌IP。
但电影对原著的改动致使前后部分严重脱节。电影通过空海、白居易和杨贵妃、唐玄宗、李白两代人的时空对比，其目的是想折射唐王朝的由盛转衰。因此特别注重幻术的使用，寓意“盛世”就像是幻术表演，最终一切都是虚幻，通过剧情翻转营造寂灭感，也算符合空海为主角的佛学趣味。而电影加入白居易和李白的噱头，试图以此宣城唐朝背景更加“原汁原味”，这就有点偏执和不着调了。
实际上，电影姜唐朝臆想成了“主题乐园秀”，想当然地呈现《长恨歌》所形容的宴会，寓意大唐盛世的缩影。用幻术催发的牡丹、盛满美酒的酒池、幻化为鹤形的少年、华服锦绣的贵妃、写下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李白等等，这些内容有合理的地方。但本质上却是不着调。
首先，“长生殿”是用来修道渴望长生的地方，和爱情无关；其次，唐玄宗创作的《霓裳羽衣曲》也和对杨贵妃的审美没直接关联，“羽衣”其实是道士的比喻，这是一首主题严肃的道教乐曲，而且是在宫廷祭祀老子的典礼上进行演出的。以此二者来表示男女不尽的性欲爱意，不仅仅是对长生殿和乐曲的亵渎，更是对宗教，尤其是道教、佛教密宗文化的摧残与践踏。
另外不应忘了，大诗人李白也算道教徒，大半辈子都在寻仙修道，李白的另一种气质是豪侠使气，是身有武功的，哪会是电影里那副油腻模样。
再说杨贵妃的尸解大法。
尸解大法，传说中是道士爱使用的秘术。不论原著还是电影，道士都成为剧情设置的反派。黄鹤道士是一个胡人，其所使用的应该是祆教巫术，如下蛊这一方法最早就来自漠北匈奴。汉武帝时代有两次著名的“巫蛊之乱”，江充就是带回漠北胡人实行巫术陷害太子刘据，制造了一场长安大乱。匈奴当年就信奉祆教，霍去病大破匈奴带回祭天金人，后世一般误解这会不会是佛教早期的佛像，其实这是祆教神像。也有不少人认为祆教是古波斯流行的琐罗亚斯德教，从起源来说是对的，但祆教是琐罗亚斯德教传到西域其他部族以后，吸收漠北草原萨满教巫术相结合的一个新派别，与正宗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不同，最首要的区别就是神像崇拜，第二就是推崇咒法秘术。正宗的琐罗亚斯德教不推崇这些，主要就是研习经典。
以《妖猫传》来说，刘佩琦演的黄鹤道士形象也不是中国化的道士，我们可以不在意关于历史内容的特殊语汇，但如果作为创作团队标榜唐朝风韵，想要契合猎奇效果，这些本来是比较靠谱的能够揭开唐朝另一面“密码”，但却丝毫不见演绎，所以，电影的种种细节，即便从志怪传奇来说，都和唐朝本来的气质没多少靠谱的关系。
四、空海是何方“妖孽”
空海是何方“妖孽”？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讲恐怕都一无所知，甚至对于很多专业学者而言，对他也是非常陌生的。其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名字乃是因其《文镜秘府论》一书。《文镜秘府论》并非空海地著述，而是其抄录唐人的文学理论思想论断的集子，不少唐代文学理论家的有关文学，尤其是诗学的言论赖以留存只言片语。但其究竟有多大价值，也就很难说了。
而之于空海其人，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而言，其不过是一个遣唐使而已，在中国之声望远不及阿倍仲麻吕、高向玄理﹑吉备真备、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只因其后来回日本后所传之佛教密宗被日本天皇封为国教的政治原因，其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地位极高，其前来中国学习之事则被日本人传得神乎其神，有如唐僧玄奘之在中国的情况。但玄奘是一个学者型僧人，求法取经有学术交流色彩。空海的学问虽然不低，但不算是和唐朝展开交流对话，是学习在玄宗时期才新创立不久的汉传密教。
一般来讲，汉传密教是承袭印度密教的，是一种上乘瑜伽术，外人很难说得清。密教在盛唐时期有来自西域印度的金刚智、不控师徒，再加上善无畏，号称“开元三大士”，他们将印度密宗和西域祆教及萨满巫术相结合，甚至还吸收了部分的道教秘术。这才能解释为什么空海动中华密教好奇，不惜历尽艰险前来学习，这也是日本后来流传空海地种种神奇的真正原因。像密教的金刚智、不控师徒等人九层与唐朝的著名道士叶法善、罗公远等人多次在宫中斗法，各显神通，可能就是《西游记》车迟国斗法桥段的出处。不过从记载看，似乎罗公远稍占上风，引得唐玄宗要拜他为师。
空海，就是不空三藏一脉弟子，电影中认为他有驱魔法师的气质有一定根据。空海正是读到了从中国传入的《大日经》（三大士之一的善无畏译）产生学习唐朝密教的念头。不过，聪明绝顶的空海当然不是为了回到日本当钟馗，他完全领悟到中国密教的精髓是护国、镇国的上层路线，他回去以后与日本传统神道教结合，创立东洋密教真言宗，随着后来日本天皇的支持推广，这一派宗教的档次就高级多了。
“真言”就是咒法，空海生平流传有许多故事，连他获短命的唐顺宗赐号“五笔和尚”也不例外。传说顺宗想让空海重新题写一个宫中的牌匾。空海用双手双脚和嘴各用一支笔一起沾墨，为了炫技，他站得很远将墨水溅到墙面，墨滴就变化成为一个个文字，哄得顺宗十分惊奇高兴，赐号“五笔和尚”。事实并非如此，是他 “篆、隶、真、草、行”五种书体都写得不错，是为“五笔”。
电影版把空海和白居易设定为探案双雄，最终让二人脱离幻想世界，回归历史本质，按说是可取的，可并没有靠谱的内容丰富人物，比方能让中国观众真的可以多了解一下空海，从电影里那呆滞的目光和表情，其实看不到这个空海究竟是变得更真实还是更虚幻。
五、关于白居易和《长恨歌》
《妖猫传》的主题是通过杨贵妃的命运影射唐朝的没落。电影版就把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缘由同这一线索攀扯一起，不过，还是由于填充史实的失误，白居易同李白的竞争是浅薄的，一如结尾沦为哀叹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浅薄的爱情。这也证明观众对电影后半部的失望不是没有原因的。
白居易号称唐朝第一流诗人阵营，有文才，但更善于通过“朋友圈”推销自己，在唐代，“社会名望”堪称“终南捷径”，之前李白曾通过至交道友吴筠等人拜会玄宗妹妹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包括联姻前朝宰相宗楚客孙女宗煜，甚至交往当朝宰相李林甫女儿李腾空，可以说并不例外。所以电影版中，白居易一直渴望超越李白，有一定依据。
但白居易的人生境界无法同李白相提并论。白居易功利性太重，只不过是一个“文坛市侩”而已，唐末司空图称其为“都市豪估”实不为过。其之自我推销绝非单纯的交朋友，像李绅在贞元二十年（804）赴京应试，为元稹完成的传奇名篇《莺莺传》命题并写长诗《莺莺歌》一同流传，三年后，白居易拉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朋友陈鸿一起合作《长恨歌传》与《长恨歌》，尽管陈鸿的《长恨歌传》写得非常不错，但为何满世界都推崇白居易的诗，陈鸿在历史上再无多少踪影？这是一个谜。
众所周知《长恨歌》歌颂爱情，白居易当时35岁，一直未婚，这在当时属于超大龄未婚青年，他不是元稹，元稹与妻子韦丛的感情很不错，留下过悼亡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韦丛在元和四年（809）过世，之后元稹娶过妾室安仙嫔，却还是被白居易拉下水，长年狎妓，蓄养歌姬，白居易与他互相赠送把玩，生活十分堕落，最后居然投靠宦官，被排挤出朝廷，白居易作为朋友，丝毫不加提醒劝阻。元稹的早亡虽然与四处奔波有关，但生活习惯不佳也多少有些关系。
白居易不像杜牧从内心同情张好好、杜秋娘等女子，他表面写《琵琶行》，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流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泪痕，还写《上阳白发人》对宫女表现悲天悯人的情怀，转过脸就能从杭州带妓女回洛阳，玩够了又把人家遣送回去。如果光畜妓狎妓，今天不必苛求古人的精神文明。但白居易的虚伪达到恶性的程度，更留下一段逼死关盼盼殉节的公案。
对于人品和文品，今天很多人都觉得不必较真。就算诗文，白居易真排得上唐朝第一梯队吗？白居易流传2000多首，著名的是新乐府，都认为他是李绅、元稹、张籍、王建等参与者中成就最大的一个。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仔细品味我们会发现，元稹、张籍、王建三人的新乐府作品都比白的作品醇厚优秀得多，而力神虽有《乐府诗集》二十来首，居然没有一首新乐府流传下来，曾当过宰相，交友遍天下的李绅身处元和到会昌年间，有没有觉得这种现象有点不可思议？
50首新乐府，十首《秦中吟》，外加几首流传较广的叙事歌行和几十首绝句律诗，便是白居易全部名作，但其中真正写得好的也就不超过十首。其诗歌水平也就如此而已，在古代的文学评论、诗歌选集中，白居易的诗歌和真正的佳作都沾不上边，他不仅无缘于绝句律诗的圣手，他不是李商隐、杜牧、韦应物、许浑一类诗人，相信并无争议，而且也无缘于新旧乐府诗和长篇叙事歌行的翘楚，根本不是李白、张籍、王建等人一个能量级的诗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单纯从创作数量上讲，白居易留存至今的诗歌有2000多首，确实是唐代诗人中的高产作家，但这种高产只不过是无病呻吟、虚情假意的令人恶心的下流做作的结果，与本真意义上的诗歌造诣无关。
用今天比较流行的大数据说话，白居易的真正佳作仅有数首，往多里算，我们就算其10首，也仅只占其全部作品2000多首的二百分之一不足，这是一个注水到什么程度的诗人啊？评价一个诗人是否重要，是否水平之高，是属于一流诗人、二流诗人、三流诗人，还是不入流者，并不是看你作品的多少，而是看质量的高低，如初盛唐之际的张若虚仅存世一首《春江花月夜》，但以质量论，足以跻身第一流诗人！可白居易呢？凭含金量不足二百分之一的概率想与李白、杜甫齐名，还能够PK掉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张若虚、刘希夷、王维、孟浩然、王昌龄、王翰、崔颢、祖咏、高适、岑参、王之涣、韦应物、李益、韩愈、柳宗元、孟郊、刘禹锡、杜牧、许浑、李商隐一连串名家高手？这究竟是什么逻辑？这对其他众多唐代诗人名家公平吗？
即便在白居易这不足二百分之一的佳作里，依然可能存在窜入的他人作品，古今诗集作者发生错误的情况客观存在，白居易的情况可能更严重。如最有名的几首新乐府，很可能就藏着生平好友李绅消失的新乐府，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虽然不能肯定白居易剽窃李绅的作品，但以白居易的为人，恐怕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再说《长恨歌》。
今天几乎都认为是一首好诗，但这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其作为一首叙事诗，整体非常一般，其主题不明，显得异常混乱，而且从语言上讲，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连篇累牍的词藻堆砌与虚情假意。如果评价一个文艺作品主题丰富，那是称赞。但《长恨歌》不是“丰富”，而是“矛盾”，是逻辑混乱。
全诗是对陈鸿小说的艺术性概括，惋惜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遭遇。白居易开篇口吻像是从批评入手，但真要批评又不敢，连传奇都敢说“寿王邸”，白居易却避而不提，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作为想要复制《莺莺歌传》的投机者，白居易不过是借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一重大题材博人眼球而已。何况唐朝风气的确比较开明，《长恨歌》比《长恨歌传》走红也就不是没有原因了。白居易巧妙的从“讽喻”转向“同情”，再从“同情”转向“歌颂”，在一首叙事诗里几乎不怎么写重大事件，弯弯绕绕全从抒情角度出发，到最后进入幻想境界，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来了一百八十度大逆转。这，算是什么玩意啊？！
叙事诗毕竟也是诗，不是传奇小说。《长恨歌》是诗意的营造历史背景，但全程东拉西扯式的散乱。相比较而言，与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同创新乐府的元稹，那首一直被评价极低但却同样是抒写大唐帝国盛衰之变的《连昌宫词》倒要好得多，从前到后立意明确，主旨一以贯之，辞藻华丽但却不堆砌，感情抒发沉隐但却自然顺畅。可《长恨歌》呢？其真正用意是什么？是献媚。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元稹写《连昌宫词》是只有16岁，还是一个诗歌学徒，而白居易写《长恨歌》则已经是35岁了，在当时算是超大龄未婚青年，诗歌创作上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创作路向了，然而竟然写出这么一个水准的作品，实在不敢恭维！
可是，白居易成功了，几乎达到“洛阳纸贵”的效果，迅速成为诗坛新宠，加上参与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精明地走群众路线，不是妇孺皆知，而是妇孺皆“识”。不过，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那些妇孺皆知的作品并不算是诗歌，而是顺口溜，半吊子打油诗而已。
在整个唐朝诗人中，除开元稹、李绅这样混到宰相级别的，真正能够生前达到白居易这种社会名望是很罕见的，所以，白居易唯一追赶的就是同样“投机”的李白，但李白的内心是倾向道家和侠客一流，为人并非贪慕功名利禄。白居易不仅是俗人一个，而且活得是相当低俗。
最终晚唐的“明君”唐宣宗成了他的粉丝，想效法穆宗提拔元稹那样让白居易回朝当宰相，但白居易已经因中风而去世。唐宣宗启用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为宰相，纯粹任人唯亲。尽管宣宗有少许纳谏的美名，但也不过如此。在一个看起来不错的皇帝手里走向败亡，宣宗和当年的玄宗没有太大区别。将生平都在酒桌上应酬交际的低俗文人白居易，打造成皇室推崇备至的偶像，还推广到日本，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普遍倾向于白居易的吟风弄月，所谓有佛学色彩的部分，而不是新乐府一类是。据记载，白居易诗文传播到日本是《长庆集》已经编撰完成后的文宗开成三年（838），白居易已经67岁。一批批遣唐使在唐朝期间，对当时流行风靡的文书典籍进行选择，文宗、武宗、宣宗前后衔接，也是遣唐使最后阶段。武宗仅在位六年（港剧《宫心计》就演过有日本围棋高手来唐朝挑战，这是有真实背景的事情），白居易已经成为当时文坛数一数二的明星，还是宣宗的偶像，刚继位的会昌六年，听到白居易已死，就写了著名的悼亡纪念诗。所以，白居易在日本流行不是由艺术水准高低决定，而应该说是上下合力推动的“营销”案例，甚至都不是因为白居易作品走浅俗路线。
六、以《妖猫传》还原历史只是一个意淫的怪胎
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正常人，我真是想不明白大名鼎鼎的陈凯歌为何竟然选择这么一部原本在日本都不入流的小说来施展其还原唐朝的奇幻手法！
首先，原著是一部日本小说，日本人与中国人对中国历史之观念绝不相同，陈凯歌创作团队选此小说为底本本身就是一个奇葩！
其次，原著是奇幻小说，本身即是对历史的架空，以此为基础来进行所谓的还原唐朝历史，陈凯歌可以说是一个奇葩中的奇葩！
…… （下面省略3000字，我实在不想再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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