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上震泽中学（以下简称震中）那会，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候，震中还在震泽镇上。吴江也还是个县城。
我的家在平望的一处乡下。我读初中时，成绩很好，我原本以为中考时填报中专、中师，录取后便可以“书包翻身”——这是那时农村孩子普遍的想法。然而，我中考那一年，县里招生改革，原本往年先录取中专、中师的政策，到我这一届，却破天荒地先由震中第一批录取了。我因为成绩好，自然也被震中先录取。但一方面，我——包括父母——没有即时实现“书包翻身”的愿望，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快活不起来，反而有些沮丧。另一方面，我初一时在乡下的联中上学，那里的师资，几乎耽误了一年，我是在后来去了镇上的中学，才发奋将学习赶上去，那时的学习想起来够苦。所以，在那时，我内心其实并不想再念高中，哪怕震中这样的省重点高中。
然而，我免不了要离开乡里的家，去往六十余里外的另一个镇——震泽——去念高中了。
二
母亲在我去震中报到前的那个晚上，很是张罗了一番，她并且显得依依不舍，好像我要去几千里外的异地，要长久地同她分开。父亲也特意停下平日干的苦力活，在我报到的当日，他同我一起携了一应的生活用品和书籍，乘车辗转去了震中。那日，同去的，尚有事先约好在镇上碰头、同样录取了震中的同学国强。但国强的父亲早亡，他由他母亲陪同。
我们四个人同坐一辆中巴车抵达了震泽汽车站。说起来，震中虽然座落在震泽镇上，却处在一隅，在那时，多少有些偏僻；即使从震泽汽车站到震中，也很有一段路。我们那时，人生地不熟——特别是我，国强大约也是——并且随身都携带着很多物品，我们四人便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前往车夫所稔熟的震中去。
那时，在一路上，要经过一处高起很多的长桥。我们乘坐的三轮车，在下到桥的长而陡峭的下坡时，可能因为车子承重太大，车夫几乎控制不住刹车，车子竟像离弦的箭一般，疯狂地朝下坡滑了去。而此时，正好有一辆货车朝我们疾驰而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三轮车忽而侧去一旁，最后冲去了路边的沙石堆里，躲过了一劫。然而，这实在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的极具恐惧的危险，且就在头一回去震中的路上。
而这一回，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开家，寄宿在了人地都很生疏的校园。我那时候年纪尚小，很脆弱，几乎在起初的一个月里常常要迫切地想家；我自己无法调整过来，更无法安静地学习。又那时，高中的课程和考题，在难度和数量上，相比初中，都大大地增加了。凡此种种，我的在初中时原本优异的功课马上拉下来了。
于是，没过半个学期，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先已为我担忧起来。我们的班主任是徐蓓韵老师。
三
徐老师那年四十来岁，风韵尚很好。我曾经有幸看过她少女时代的一张照片，说她惊为天人，也一点不为过。那时，正逢震中筹办七十周年庆典，提前出了一本纪念册；徐老师自己也是震中的学子，那本纪念册里就有一张她与同学的合影——是一张黑白照片。大约，那时候的她才十七八岁；她年轻、漂亮、纯真，她在照片里的样子，几乎给我诠释了什么叫“楚楚动人”。当然，这是插话。
自然，到我遇见徐老师时，她俨然已是一位中年妇女。她一张慈爱里带着威严的脸；头发齐肩，偶尔盘作一个隆起的发髻；双目很是犀利。似乎，她作为老师，甚至于班主任，更多的表现出某种威严——而这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仅仅在开学后的第二天，她就很关切地来宿舍看望我们。我们是男生宿舍，她也丝毫没有顾忌。
但她事先在班里告知了我们，而即使这样，她来看望，我们还是都理解为某种检查。于是，我们一回到宿舍，就开始打扫卫生，甚至于把原本铺好的床被再努力叠得漂亮些；很忙碌了一番。
及徐老师过来，她却果然只是看望；她没有表现出一点老师的威严，一味只面带笑容，几乎向每一位同学嘘寒问暖。
我们那时，一间宿舍要住十二个人，分上下铺，我住上铺。那日，徐老师有一阵走近了我的床铺下边，我恁是紧张地迎上去，怯怯地站在一边，几乎一言不发——我心里总是觉得她是威严的。
但徐老师短短地向我说了几句贴心的话，一双眼却将视线移去了足有四五尺高的我的床铺。
“你的被子线头坏了，回头我拿针线来给你缝缝。”她指着床铺上我母亲新制的被子对我说。
我正不知所以然，我想她何以看得这么细微，在一阵紧张后，我也将视线移去了她手指的方向。而果然，被子的一角处，线头脱落了一些，从被子的一角里不太明显地露出一点棉絮来。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是发窘，好像我被她抓住了某种不堪的事。而她，在这一瞬间，早已走去了宿舍里别的床铺的学生那里了。
徐老师那日来宿舍看望我们大概是在傍晚。到夜里，她在家里吃过饭，果然又带了针线来到我所在的宿舍。我在那时，站在床铺下，很是讷言，而只有惭愧和感激，我眼看着她费力地爬上我的上铺，做起了对于她本属于书本之外的针线活……
四
徐老师那时带同一个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她虽然只作了我们班级一年的班主任——到第二年，学校里提升她，她工作忙，便不再担任——但她在语文教学上，我们却幸运地被她灌输了完整的三年。
记得那时，我甫入高中，语文课本里开首的一篇就是李健吾先生的《雨中登泰山》。我在上徐老师的第一堂课时，我就惊艳于她优美的朗读。她操着极其标准的普通话，相比央视的女播音员毫不逊色；并且，她感情充沛，好像深深地融进了文章的优美的意境里。在后来，我参加工作，有一回——那时，我已离开震中几乎十几年——我随同一群同事去游玩泰山。我在这之前，从未到过齐鲁大地，更别说泰山；但我却凭着徐老师所教的这篇课文，我对于泰山很有些了解了。
只如果要具体说起那时的课堂生活，距离现在，毕竟已经遥遥地隔有三十多年；又我后来的生活和工作，十分琐碎，磨去了我很多记忆。以至现在，徐老师那时呕心沥血所教学、那些教育部认为经典的文章，我大抵忘记得差不多了。而惟有，徐老师那种凡事认真，兢兢业业、勤勉的工作，像她那张慈爱又威严的脸，在几十年之后，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而说到她做事的认真，一般的老师，甫进入教室上课，大率都要做一种简单的仪式。就是：老师在讲台上喊“上课”，班长便对应着喊“立正”，随即，全体学生站起来，老师接着喊“同学们好”，全体同学便对应着喊“老师好”。这本是最习以为常的至为简单的上课礼仪，我以前的老师——或者后来的老师——他们大都不大措意这样的形式。但徐老师却不同，她有时会说：“你们喊的没有精神！——重来！”于是，这样的礼仪又重复了一遍。而往往，我们在做第二次时，一个个都几乎扯破了嗓子喊了出来。大约，那种少年人的充满激越的喊声，要在整个震中的校园里回荡很久……
五
我又记得，徐老师那时，几乎日夜都在校园里，她有时礼拜天也来。她作为老师，狠不得将她的所学顷刻间全部传授给我们，除此，即使在她语文教学外的一些方面，她有时也很费心。
我在那时，成绩很是一般，字却写得不错；我有几次参加县里的书法比赛，甚至得过硬笔的第一名——虽然，如果用我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我，几乎对于字的八法一无所知——我的得奖，我后来猜测，多少得益于我代表县里最好的高中参赛——然而，徐老师却也很认同我的字，以为是写得极好的。至于她自己的字，却没有一点闺阁的秀气，倒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气势。她写的字，字形多数狭长，虽然也银钩铁划，刚劲有力，却不是从传统的书法中得来。于是，她似乎终于有些担忧，因为，班上同学们的字，在她看来，多数有待提高。她很有一阵，便嘱我给她授课的两个班上“书法课”。我那时战战兢兢，却也并没有婉辞，我给两个班分别上了一节课。只现在想来，我自己对于那时的无知，多少有些汗颜。但同时，这样的经历也成了我很美好的回忆。
徐老师就是这样，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无时无刻不想着怎样让她的学生进步、优秀。
只我很是惭愧，我进入震中，学习不到半个学期，我的很多门功课已经拉下很多。而那次的期中考试，我想我总是蒙对了很多，于是，我那次的成绩，同我最初进入班级的名次也算相符。徐老师在那时，在一个夜自修，把我唤去了她的办公室。我本是不知道她找我何事，但自觉功课一落千丈，去见她即惭愧又胆怯。然而，徐老师一见我，她却满绽着笑容说：
“原本急死我了。但从这次期中考试看来，总算还好！”她像是得到了巨大的安慰，比我自己还高兴。
六
我那时，功课掉得最厉害的是数学。而原本，我自小数学优异。我入震中那会，甫上高一，任我们班数学的是一位新从大学毕业的汪老师。说起她的相貌，却有几分印度国女子的特征；但她一样长得很美。她有着高挑而略显丰硕的身子，一双大的眼睛，垂着粗长的马尾辫。只论到她的性格，却似乎大抵是柔弱；或者，确切地说，是内心善良。
汪老师那时教我们，实在也很费了一番心血，但数学本是很有些深奥，从那时她的教学效果来看，竟很有些不如人意。但想到她初上讲台，没有任何经验，也就一切都并不奇怪。只在我自己，我一面初出家门，心绪不宁，一面又对于汪老师的教法很难融合。于是，在这一年里，我的数学成绩一落千丈。我现在回想起来，汪老师其实也很令我尊敬——只是，我们相遇时，我很脆弱，她又正年轻。
然后，到第二年——其时我上高二——学校里改换了李金根老师来教我们数学。
对于李老师，我那时很有些奇怪，似乎我在之前的一年里从未见到过他；至于学校里其他的老师，我大多都见到过。他好像深藏在校园里的某处密室，在天将降大任的时候，他忽然横空出现。他也的确很有些法宝：本身的数学教学自不必说，他还满口的诗词歌赋，倒像个风流儒雅的文士。我有一次，用毛笔写了一张启示——大概是班里用的——我一开首就写道：“各位同学们”，其时大概是周末，他放弃休息来学校，他打我身边经过，他一瞥眼就看到了我写的启示，即刻，他几乎皱着眉不屑地说：“既然是‘各位’，又如何是‘同学们’？！”他说完又发出长长的叹息。我当时仔细琢磨，不仅大窘了。他是类似于苏步青先生一样的人：学理也重文。我对他因之也更多了一份敬仰。
七
李老师那时已经五十多岁，行将退休。他中等身材，一张很有些皱纹的古铜色的脸上，架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头发有些花白；他常常穿着旧的衣服，却很整洁。
我们那时，凡是新任的老师，大家都最喜欢打探这位老师的教学特色；对于李老师，我们也并不例外。而打探的结果是：李老师教学的水平——或者说经验——在整个震中享有盛名，却独独喜欢拖课。
然后，在接下来，李老师没上几节课，我们便领略了他的这种“特色”。并且，除此之外，他还常常在我们上夜自习的时候，悄然地走进教室里来，给我们开起了“小灶”。他说：
“我再来占用大家一点时间！”
他说这话时，脸上虽然带着微笑，却似乎包含着某种歉意。然而他终于开讲了。于是，大多数同学将原本做的夜自习的功课暂时放下，听他讲解。他一贯吐字清晰，极认真地在说每一个字，很多时候，我们听得出他吐字时用的鼻音。
他有时在夜自习时也讲得很长。并且，看得出来，他很有些焦急。很有几回，他甚至说：
“我们班的数学基础差——必须要笨鸟先飞啊！”他说完叹了口气，但同时，他又马上面露微笑，向讲台前面深情地望去，带有鼓励的意味。他说的正是实情。
我在那时，没过半个学期，便很快从低谷里走了出来。因为，在他孜孜矻矻的教学下，我的数学成绩很快提升了。甚至，有几次单元测试，我还在班里名列前茅。我自然很感激他。
但李老师只教了我们班一年。在我上高三时，我们迎来新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就是张雷老师。
我们那时，一个年级总共分六个班。我们是5班。张雷老师本是6班的班主任。但在我们上高三时，校领导将6班拆了，那些6班的同学——其时都是理科生——被分插去别的理科班。于是，张雷老师做了我们5班的班主任。
八
我生平遇到的老师中，没有比张雷老师更加的憨厚老实了。我曾经很偶然地看过一篇文章，在某位女士的博客中。大约那时，张老师去世不久，她写了缅怀他的一篇文章。那位女士我从未谋面，她的儿子，从她的文字里，我知道他和我在震中本是同届。她在博客里说：“我的记忆中，张老师朴素得像个邻家大哥，他的身上有一种难得的亲和力。”她说得太准确了；接着，她娓娓地叙述了她同张老师的某些交往。她自称：她儿子离开她去震中念书后，她便开始了独居生活；并且，这时候，她年轻时的失眠症又复发了；她儿子知道后很是着急，一度想转学，想回自己的乡镇去念书。但这事不久，她很意外地收到了张老师的来信。原来张老师知道了其中的一切。张老师的信写得既委婉，又语重心长，想来他是费了一番功夫，深思熟虑后的；他让她母子俩摒除了当时的忧虑；从她的言语中看得出来，她是极其感激他的。
我现在回想，那时的张老师，他处理学生的一些事情，有时也会旁敲侧击。只这一点，似乎与他的性情，甚至于相貌有些不合。张老师那时，年纪也在五十开外，他背有点驼，一张微长的略带马面的脸，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他说话时，口里似乎常含有唾沫，有时唾沫还会不自觉地飞出来。但所有这些，却像在他的脸上刻上了“忠实”两字，几乎让人一望而知。
那时，我们都已经是高三的学生，虽然学业繁重、紧张，但免不了，有些男女同学情窦初开，甚至于私下里有一些交往。张老师那时虽然眼睛不好——他有时即便在教室里，看书上的题目，都会摘下眼镜凑过去看——但他总能敏锐地感觉到那些“问题”同学。但他从不指名道姓，而只是在班级会上，他作为班主任，作学生的思想工作时，他才委婉地指陈早恋的危害。所以，他的做法，既保全了那些“问题”学生的面子，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而这，大概也是他平时深思熟虑的罢。
但很可惜，张雷老师在七年前就已经因病去世。而去世更早的，尚有李金根老师，据我所闻知，李老师大约在十几二十年前就一瞑不视了。
九
时光荏苒，终是最可以感喟的。就是如我，一别母校震中，已几乎将近三十年。而震中的人和事，在我的记忆里尚多，一时也难于尽付之笔端。我在这里，只能择取某几位老师，并且只写了他们的一点琐碎的事。我的本意，也不过免使他们的事迹——至少是留存在我心间的——完全淹没罢了。我庆幸在震中学习了三年——虽然最初，我是带着一些类似沮丧的心情来的——我们的震中人，或者引申开来，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世界，一代又一代，人们无私而努力的付出，总为着薪火传承。只其中的美好，一如太阳的光热，鼓舞和照耀着后来的人们，有一种属于人间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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