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路》原著中，耶茨写道：“如果一个人想要做一件真正忠于自己内心的事情，那么往往只能一个人去做。”
电影里男女主的悲剧，似乎每天都在发生。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如此，这个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
不可否认的是，电影中的男女主Frank（小李子饰）和April（凯特温斯莱特饰）是真心相爱的一对，从一见倾心到步入婚姻，他们矛盾和挣扎的源头绝不是出自爱情本身。那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第一次见面，April说：“我正在学习表演。”问Frank是干什么的，Frank说自己在打一些杂工，April否定他说我问的不是你在干什么营生，而是你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然而Frank开了个玩笑就糊弄过去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两人的不同：April是怎样的人呢，原著中写到她有个阴暗的童年，父母在她不到一岁时离异，各自过着浪漫独特的人生，后来父亲在一家旅馆里开枪自杀，母亲在疗养院里去世，April则由姨妈抚养。这在Frank看来是无法想象的，Frank出生的时候父母人到中年，“养育两个儿子的辛苦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一天天看着他们一天比一天疲惫，直到最后，疲惫结束了，他们相继安详地死去。”
所以在他们相遇的时候，April是一个怀揣着演员梦想性格鲜明锐利的女子，自始至终她都没有放下对浪漫的追求。Frank年轻时也是富有幻想的，早年从军后的欧洲经历让他不止一次地对April说欧洲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去生活的地方，他爱高谈阔论、幽默有趣、长得帅、招女孩子喜欢，但是到大学毕业时，他都还没有特定的志趣，而且已经“被现实无数小小的抑郁所困扰”，他以为整个世界都是他选择的领域，还想要一个第一流的女人让他有满足感，于是他相中了漂亮迷人的April。
所以在Frank遇到April的时候，他已变成个有着小野心小伎俩小虚荣的混小子，根本不打算真的为年少时的幻想付出现实的代价，Frank就和那个年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一样，被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的美国政府搞得没有安全感，他所谓的对自由的向往就只是嘴上说说，实际上他更爱现实虚荣心的满足。然而爱情甜蜜里的April并没有认识到这点。
两个人一个天真地执着梦想，一个自以为成熟地糊弄生活，从他们的结合开始，不同的价值观就已为悲剧埋下了伏笔。
除此之外，更深层的悲剧源头是在两个人步入婚姻后，慢慢暴露的那个时代强烈的男权思想下尚未提高的妇女地位。April意外怀孕时，他们就这个孩子留不留产生了分歧，第一次撕破脸争吵扭打，这个时候，书里写到Frank其实并不比April更想要一个孩子，他气的是妻子擅做主张，动摇了男人在家庭里的威严，于是他为了反对而反对，第二天他赢了，他搂着怀里那个驯服顺从的女人，感到证明了自己男子的气概，殊不知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生活便由一连串他不想要的事情组成，他们终于掉进了城市的物质陷阱里。
为什么呢？一个疯子之口道出了真相：“你要搞到很好的房子，一个甜美的家，那你就得找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
April后来醒悟时也说道：“一个巨大的，丑恶的错觉：它告诉人们，每个人有了家庭之后都要脱离真正的生活而安定下来。这就是郊区生活里最浪漫的谎言，而我只能让你屈从于它直到今天。”
即使后来April意识到了这个陷阱，可那个年代妇女远没有现在解放：一方面20世纪30—50年代期间，美国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经济大萧条、二战和麦卡锡主义等弱化了女性积极参政的可能，另一方面当时物质享乐主义盛行，“太平盛世”观念遮天，整个国家和社会开始明显走向保守。女性们在这股来势凶猛的保守主义思潮冲击下，纷纷相互仿效，承担起“郊区家庭主妇”的角色，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二战后出现于美国社会的“婴儿潮”。April正是其中的代表，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但跟当时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舆论背离，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不允许女人独立，所以April说服不了Frank更说服不了大背景,只能被逼到死角。假设April最后没有反抗，屈从了，那他们就会同房东夫妇一样貌合神离，过着一日日虚无乏味的生活，这又是另一种悲剧了，乍看波澜不惊，但是在沉默中死亡，比反抗失败还要可悲。
这样分析下来，另一个问题也有了答案：他们为什么没能去成巴黎？
原著里青年的Frank曾秘密计划过货车铁路旅行，计划了很久，临到出发时被他最好的朋友嘲笑了，就没去成。可见他一向缺乏革命的勇气，注定迈不出那一步。April本人呢，说到底是女性自我解放的还不彻底，摆脱不了对男人的依赖，没勇气一个人去追求梦想，所以Frank迈不出，她也迈不出，无论如何两个人永远都实现不了所谓的巴黎梦。
总结一下那个时代美国的城市社会特点：正如电影里所展现的，政治中庸，保守主义盛行，社会不公正无处不在(南方仍是隔离制度的天下，在全国，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与歧视妇女是普遍现象)，中产阶级们歌舞升平，庸碌自得，实则精神虚无，连街区里的友情都是虚伪的。
电影里一个镜头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Frank上班时，地铁站里几乎都是男人，都穿着一身灰色西装，带着相似的帽子。说明女性就业困难，人们生活工作单调，死气沉沉。城市郊区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产过剩的问题，但“不幸的是，他离市中心越远，他变得越游离于世外，不论邻里还是城市都没能使汽车时代的郊区有内聚力。”
那这个时期的巴黎是怎样的呢？对比美国，巴黎象征着活力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它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有着丰富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巴黎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样遇到过危机，面对资本过剩问题和失业问题，奥斯曼首先重建巴黎，用典型凯恩斯体系解决资本过剩的问题，同样一定程度上毁掉了美好的巴黎，只是对比美国1945年后摩斯不近人情的现代主义计划，奥斯曼还是要近人情的多。
到二战后，从文化上看，政治的动荡和经济的困境使得曾经让欧洲人洋洋得意的理性价值和理性文化受到质疑,掀起“反理性主义”运动,要改变束缚西方人的传统逻辑和理性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欧洲大地上发生的这一切都聚集到了世界文化之都一一巴黎。20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城以其神奇的活力与特有的文化氛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吸引着世界各国杰出的艺术家蜂拥而至,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之都。与此同时，巴黎开始阻止破坏传统街区的庞然大物，对历史街区积极地保护和重建，城市规模迅猛发展，社会经济也飞速发展,新思潮、新理念不断涌现。这样的巴黎当然最符合Frank的幻想和April的理想了。
战后美国在前面提到的政治和经济作用下城市空间分布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乏味单调不合逻辑的大片城市郊区发展控制着许多地区，随之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造成深重的社会影响：住在郊区的家庭妇女与社会更加脱节，革命是迟早的事。在这样的城市社会和空间中，不上不下的中产阶级倾向于追求个人主义的安稳，通过物质的满足来刷存在感，社会也形成了一种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的风尚，这就是城市的物质陷阱：在金钱、安定、虚荣中麻痹自我、忘记初心、害怕冒险。精神诉求一遇到物质生活就纷纷败下阵来。然而物质和精神总是矛盾而又密切相关，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物质是基本需求，而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需求。
今天的中国，与二战后的美国一样，以财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很多年轻人的目标只有一个：赚更多钱，“我们渐渐变成了自己当初最讨厌的那种人。”而对于一个拥有过梦想接受过先进思想的年轻人而言，沉迷在虚荣的物质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价值，无疑是悲哀的。
参考文献：
1理查德·耶茨：《革命之路》，侯晓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2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3邹耀勇：《巴黎城市发展与保护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4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6。
5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 倪晓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4年。
6黄安年：《二十世纪美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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