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指出艺术境界的构成有两种类型，即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前者以具体写实为主，后者以表现理想为主。前者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后者是浪漫主义的作品。
以前我一直好奇，是谁将《诗经》定义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而认为《离骚》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是谁把李白定义为浪漫主义诗人，同时把杜甫定义为现实主义诗人？而“现实主义”这一定义来自西方文论体系，最早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
显然王国维对于这一重要理论的引入起着重要作用，王国维擅长用西方完整系统的文艺美学思潮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只是王国维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艺形态融合进了对诗词意境的探究。根据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划分，他重点讨论了诗词意境中的“写境”与“造境”的异同，还分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1、写境与造境
他指出了写境和造境是很难绝对对立的，因为“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这是基于中国诗词创作特色而得出的结论。
他说：“自然中之物，互相联系翻来覆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艺思潮诞生了一批世界名著，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司汤达《红与黑》等为代表，均以青年人为故事主人公，通过个人奋斗故事，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社会图景。
反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以诗词为主，但是诗词向来讲究情景交融，在叙事写景的同时，自然而然抒发思想情感。在任何一个诗人的创作中，几乎都同时包含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所以王国维认为写境和造境其实难舍难分，诗人会自由选择用浪漫主义手法或者现实主义手法，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界限。
即使包括《诗经》与《楚辞》、李白与杜甫，也很难将其归为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中的任何一端。
《诗经》来源民间，主要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但《诗经》的赋比兴手法，就是对如何处理情与景关系的探究，《蒹葭》则是情景交融代表作。
再来说《楚辞》，虽然屈原通篇在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但是他的抒情是建立在君臣不失和这一乐观事件中，文中也多处描述了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幸现实处境。
李白诗歌创作虽然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但他的抒情都是基于客观现实而生发的理想化的情感。《蜀道难》中也不乏对蜀道的历史渊源、艰险环境的客观描写。
杜甫的诗虽以“诗史”著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图景。“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读来让人心惊肉跳，但是他也是李白的“迷弟”，对李白敬佩得五体投地，与李白分别后时常把梦中的情景写入诗，借“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表达对李白的理解与担忧。
2、“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王国维认为境界可以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他说：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我个人理解，“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其实还是在试图区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手法，从根本上探讨艺术创造的实与虚的界限。
只是这个“我”并非现实意义中的我，也不是诗人，它是诗人借用文字创造的叙述主体，是一双充满灵性的眼睛，是看待世间万物的一种视角！
王维的诗，就常常会达到“无我之境”。
他的诗歌往往是缺乏主人翁的，只是展现观照世界过程中感受到的情感状态。他能捕捉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微妙之美，而不是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具体的事物上。禅意贵在妙不可言，而王维诗的妙处就在于在与事物保持距离的同时，处处是禅意，处处是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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