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思】论俾斯麦的历史地位

【历史●哲思】论俾斯麦的历史地位

文/细嗅蔷薇88

摘要：俾斯麦领导了十九世纪德意志的统一，结束了日耳曼五百多年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历史，使得这个曾为欧洲文明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又备遭蹂躏的民族获得新生，德国再次回到了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骄傲的条顿民族重又找回了昔日的荣耀，从这个角度看，领导此次民族复兴伟业的俾斯麦“居功至伟”;与此同时，俾斯麦在带领他的船队奔向前进的过程中，唤醒了潜伏于普鲁士人灵魂深处的军国主义，助长了帝国军人穷兵黩武的习性，与此不相衬的是，它造就了一个软弱无力的议会，却又没有为帝国培养起一位有远见的接班人，由此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政府对野心集团俯首帖耳，悲剧的命运不可避免，如此来说，招致魔鬼的帝国首相又“贻害匪浅”……

关键词：俾斯麦 德意志的统一 军国主义 居功至伟 贻害匪浅

序言：关于“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思想品行及其行事风格的争论，是从他初涉政坛的那一刻就已开始了的。他狡猾诡谲，装腔作势，还喜欢小题大作，虚声恫吓，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被时人斥为“拉本马克狐狸”，“粗野的容克”；然而，又是这个人高瞻远瞩，坚持原则，仅仅用了九年时间，实现了数百年来多少代德意志人的梦想。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人太有个性了，以至于由他一手缔造的那个国家也深深地打上了他的印记，它所创下的伟业，在德国历史上鲜有企及，以致后任对继续他的工作都望而却步。本文试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对俾斯麦的一生作较为详尽和通俗的描述，让国内的读者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这位十九世纪的风云人物，并从中总结出些许有益的经验，希望对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所裨益。至于文中观点有不当之处，有待商定，还望读者不吝赐教，惶恐之至。

【历史●哲思】论俾斯麦的历史地位

一、缔造第二帝国，唤醒军国主义

1．四分五裂，大国欺凌

论及德意志的统一，我们有必要对它的历史作一回顾。日耳曼是一个“大族”，是许多日尔曼部族的统称。他们从公元一世纪起开始从西波罗的海的北方中心地带—相当于瑞典南部，丹麦以及易北河下游与奥得河之间的陆地向南移动，即向欧洲中部移动。[1](P360)在此过程中，他们与当地罗马诸行省的居民混居。直至后来，他们建立王国，并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公元771年，查理统一了法兰克王国。公元800年，他接受了罗马教皇的加冕，而称皇帝，他就是著名的查理大帝。可惜好景不长，公元843年，查理的三个孙子订立凡尔登条约，把帝国一分为三：“秃头”查理分得些耳德河，缪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后来发展为现今的法国;日耳曼路易占有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后来发展为现在的德国；罗退尔获得介于东西法兰克王国之间的地区，北起北海，南到意大利中部，包括罗讷河流域，称中王国，并承袭了帝号，后来发展为现在的意大利。东西法兰克王国不断侵夺中王国的土地，征战不休。

公元962年，教皇为东法兰克的奥托一世加冕，称罗马皇帝。1115年时又冠以神圣罗马帝国，然而帝国事实上已经分崩离析了。从十二世纪初，德意志诸侯和教俗贵族就开始废除皇位世袭，皇帝有诸侯选举产生。为了正式承认地方诸侯，贵族的特权，从法律上肯定皇帝有诸侯选举产生的既成事实，并利用某些教会，宗教团体，市镇等直属王权的关系来牵制贵族，1356年德皇查理四世颁布了一个法令，因上面盖有金色印玺，被称为黄金诏书。主要内容如下：皇帝由科伦大主教，美因兹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捷克国王，萨克森公爵，巴拉丁伯爵，勃兰登堡边地侯七大选侯选举产生；承认诸侯在领地内完全独立，享有宣战权，但禁止附庸对直接领主发动战争；禁止城市间的结盟等。[2](P177)

黄金诏书的颁布是封建割据合法化，因此它也有理由被后世认为帝国分裂的标志。自此之后，五百多年中，这块土地成了野心家们实现个人欲望的温床，他们彼此征战不休，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单就近代来讲，大的战争就包括：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1689年英荷反法联盟战争，1701-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1778-1779年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拿破仑战争，都有德意志邦国卷入其中，并且战场也多在德国境内。结果正如恩格斯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所描述的那样：“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的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3](P366)

这次战争的恶果就是德意志进一步分裂为360个小邦国，1000多个骑士领地，51个自由市；人口锐减四分之三，牲畜则减少五分之四；并且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法国割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瑞典拿去了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土地以及重要港口，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得到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06年，拿破仑击败第三次反法同盟后，强迫奥地利皇帝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而代之以一系列的联盟，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则直接并入法国。1814年拿破仑战败，随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虽有普鲁士，奥地利的参与，但他们都害怕对方坐大，德意志仍保持了35个君主国和四个自由市的松散联盟，由此成立的邦联议会并不具有中央政府的权力，各邦国仍具有完全独立的主权，罗马天主教集团也在此保有很大的影响力，德意志仍是大国角逐的战场。民族的统一似乎遥遥无期，与此同时，英法俄西则早已建立起了强大的民族国家。

2．民族觉醒，呼唤统一

民族的觉醒是伴随着商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非唯德国，早些时候的欧洲其他国家亦如之，由商业贸易而引起的竞争，使得具有共同经济基础且彼此之间有着很强互补性的经济实体，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外来的竞争压力。早先，北德意志一些城市组成的“汉撒同盟”就是这一诉求的历史反映。它可以算是“民族经济”的最初模型吧。但由于它本身所固有的弱点，如没有形成对所有成员有约束力的法律，也没有促使商业合作成为自觉，所以到了近代，在同其他一些民族经济实体（如英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终致解体。

我们说历史发展到近代，“民族国家”这个词诞生了，因此早先的“民族”这个词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已不单单是同一地域一类人群的简单组合，而更深一层为人们之间的文化认同。如果说先此的文艺复兴唤醒了人们的自我意识，那么后来的宗教改革，以及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拿破仑战争，更进一步催生了欧洲人的民族观念。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洗礼之后，即使是极端反动的普鲁士，也意识到要继续生存，就必须进行改革，发展民族工商业。虽然这个过程是极为艰难的，但毕竟到了1834年，由北德意志18个邦国参加的关税同盟成立了，为此而奔走于全德各邦的李斯特终于可以停下他那匆忙的脚步了。

历史总是耐人寻味的，正如英国史学家G·P·古奇所说：“德意志人需要耶拿的巨大灾难，帕尔姆的处死[4]和法国占领所施加的耻辱来教育他们认识‘祖国’的神圣性。”德意志是一个不乏伟人诞生的民族，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谈及这个民族的名人，很多人依然会如数家珍。那么到了近代，日耳曼人怎么了?他们像是被施了魔咒一样，正如诗人歌德所呼喊的那样：“德国？她在哪里？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它的整体？德国人是博学多才的，但是这个国家却是另一回事。”[5](P139)于是，德国人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探寻之路：以费希特、威廉·冯·洪堡等为首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首先要振兴教育，从文化上统一德意志的主张；经济学家李斯特则为德意志经济上的统一而奔走呼号；哲学家黑格尔更为干脆地说：“国家必须享有最终决定的意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一首民歌唱出了这个古老民族的心声：“统一、正义和自由，为了德意志族国！”7月12日，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来自全德各邦的议员齐聚一堂，讨论制定一部统一宪法，革命的曙光仿佛近在咫尺，几代人的梦想也马上就要实现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曾经宣布过普鲁士和德意志合为一体的君主拒绝了议员们献上的皇冠，革命也很快被镇压下去，旧的邦联议会恢复了，奥地利义无反顾的召回了自己的议员，普鲁士也组织了自己的埃尔福特（又译耶尔福）联盟。历史，一如它开始时那样，对自由重重的关上了大门。德国，她在哪里？这个问题，依然拷问着每一颗德意志心灵……

3．王朝战争，帝国诞生

德意志要获得统一，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是行不通了。因为它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与封建贵族相抗衡的程度。诚如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失败所作的评论那样：“此联盟诚然太脆弱，无以自立，是以未能掌权当政。唯有向地主官僚称臣，方可经商。”这也正是后来俾斯麦敢于绕开议会，强行通过其军事预算的原因。他早就对形势作了充分的把握：“在关键时刻，群众无疑会支持君主政体的，不管它走向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道路。”

既然如此，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行呢？在当时的德国境内，普鲁士和奥地利为称霸而斗争不休。先是有“奥尔米茨之耻”[6]，之后又不断通过议会斗争来削弱对方，局势异常紧张。总的来讲，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是传统上的盟主，具有“正统”地位；而普鲁士则据有地利之便，凭借关税同盟享有经济优势，究竟由谁来领导统一呢？是不是唯有诉诸武力呢？这些都是值得争议的。历史上确是由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而实现统一的。

1861年1月，疯子腓特烈·威廉四世病故。摄政王威廉即位普鲁士王，称威廉一世。然而，不久之后，国王就同议会因兵役期和增加军费开支问题闹了起来。老威廉一度想到退位，陆军大臣罗恩向他举荐俾斯麦担任首相。国王起初不肯，认为他是“拿破仑党”，最后在俾斯麦宣誓效忠君主，并帮助他整顿陆军后，1862年9月22日，国王任命俾斯麦出任首相兼外交大臣。从某种程度说，这正符合法俄的心意，因为俾斯麦是主张同他们联合的。9月29日，他在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极为强硬的演说：“普鲁士必须聚集自己的力量并将它掌握在手里以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7](P98)这就是“铁血宰相”的由来。然而，这段话也是给他带来不小麻烦的。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爱国历史学家，当时才28岁的青年亨利希·冯·特赖奇克听到这个讲话后说：“您知道我多么热爱普鲁士，但我听到像俾斯麦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容克谈论铁和血并想把它当作桎梏套在德国肩上时，这句话的荒谬更甚于庸俗。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管它是多么向往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祖国，都不会对呼吁赤裸裸的暴力行动的言论表示欢迎。”[8](P275)

就在俾斯麦坐位未稳之时，1863年3月的最后一周，丹麦国王颁布了一部适用于全国各州的宪法，取消石勒苏益格的传统特权，限制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的权利。这样，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得以复活并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丹麦王的行为违背了1852年六国伦敦议定书的精神，也就破坏了本就脆弱的安定局面。涉及民族荣誉，德意志人群情激奋。他们都要求收回两个公国和劳恩堡，完全置于德意志民族控制之下，面对这种状况，也为防止奥地利做出不利于普鲁士的改变，俾斯麦决心争取主动，将两个公国置于普鲁士的控制之下。11月18日，俾斯麦联合奥地利向丹麦提出抗议，并相邦联议会提议主要由普鲁士军队承担战争责任。关于这一点，俾斯麦是有充分考虑的：如果普鲁士单独同丹麦作战，必会招致全欧洲的疑虑，最后免不了大国介入。联合奥地利，一方面使自己的军事行动更合法，因为这是全体德意志人的决定；另一方面也可消除维也纳的担心，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听从自己的安排。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此次联合行动为日后反奥寻找借口，真可谓一箭三雕。1864年1月，普奥双方正式结盟，并议定以后两公国的前途须由两国商量决定。随后，普鲁士军队就开向丹麦边界。4月18日，迪佩尔一战，丹麦惨败。8月1日，丹麦同普奥缔结停战协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从此与丹麦脱钩。1865年8月普奥双方签订《加斯泰因协定》在不影响两国对该公国的权利的情况下，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荷尔斯泰因归奥地利。奥皇同意把劳恩堡卖给威廉国王。此外，奥地利还让出荷尔斯泰因的部分权利，普鲁士享有在两公国的发言权。

在这一切告一段落之后，俾斯麦就开始策划普奥战争了。这在当时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早先，威廉国王的父亲曾留下遗嘱——联合奥地利反对法兰西。所以，王室内部一直对维也纳抱有特殊的情感，他们很乐于接受哈布斯堡家族的优势地位，同他们开战，则想都没有想过。即使在威廉称帝以后仍然认为太公爵（奥地利皇帝之子）的地位高于普鲁士王公。可见，俾斯麦处事得如何计算了。他先是向邦联议会提出一份改革计划，要求建立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德意志议会，关于这一点，维也纳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这样，普鲁士就可以博取民族派的支持。然后他又积极同意大利人联络，并将两国签订的密约故意泄露出去，当意料中的抗议发生时，意大利决意同普鲁士联盟。他还煽动匈牙利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亚人，塞尔维亚人起义，引用他的比喻就是，“这些地雷中有一个爆发”，就会“把奥地利炸得粉身碎骨”。俾斯麦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持一种持久的紧张状态，使维也纳失去镇静，从而犯下愚蠢的严重错误。法国方面，他向拿破仑三世许诺，法国享有在讲法语的地方自由活动的权利，以此换取了法国皇帝不干涉普鲁士以后在德意志内自由行动。一切就绪之后，剩下的就是时机问题了。不久荷尔斯泰因传来了“损害”普鲁士利益的消息，俾斯麦严正抗议。奥皇在错误地估计自己会给普鲁士以毁灭性打击，同时搞掉诡计多端的俾斯麦后，很不理智地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提交邦联议会解决，这就违背了1864年1月的普奥盟约，威廉国王认为这损害了自己的主权要求。后来，奥皇听说意大利加强了伦巴第的兵力，于是在全国下达了动员令。普鲁士人别无选择，一场兄弟之争不可避免。1866年6月15日，普军入侵了汉诺威、萨克森。奥地利的动员工作进行得很慢，这让普鲁士有机会在6月24日真正同奥地利开战之前，迅即结束了北方的战斗。不久，它又攻克了法兰克福。7月3日,普奥两军决战于萨多瓦,普军大获全胜,直逼维也纳。当大多数人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时，俾斯麦却认为应该给奥地利以体面的和平，而不是将其送入法国人怀抱。7月26日，双方在尼科尔斯堡签订了预备性和约。8月23日，双方在布拉格签订正式和约。和约重要的一点是,奥地利退出任何德意志联盟，美因河以北诸邦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北德意志联邦，以南各邦达成联合，并在国际上享有独立地位。

普奥战争结束后，一位巴伐利亚代表说：“这两国（指普法）如果打仗，巴伐利亚和奥地利愿帮法兰西。”[9](P269)而直到1870年初，符腾堡也“宁愿变作法兰西的一员，不愿变作普鲁士的一员”。[10](P269)这样，俾斯麦所要做的就是激起一场民族义愤，惟有这样，才能让德意志的统一成为现实。1868年9月，一个军政府接管了西班牙，他们在全欧洲寻找一位君主。很有幸，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家族卡尔·安东亲王的长子利奥波德获得提名。首相立即来了兴趣，立刻派人去马德里探听情况。1870年2月，西班牙正式向霍亨索伦提出申请。消息传开后，法国人反应激烈，他们“像疯了一样，在街上发狂，口吐白沫，手持弯曲的小刀，逢人便刺”。[11](P303)关于这件事，法国人是不理智的。这本是西班牙王国和普鲁士王室的私事，在威廉国王答应劝止他的堂兄后，法兰西又派出大使，要求威廉保证永远不让自己家族的人登上西班牙王位，国王对此予以礼貌拒绝。随后就发生了所谓的“埃姆斯电报事件”，威廉授权俾斯麦公布自己同法国大使会见的详细情况，首相抓住时机，对电文在一字不增的情况下，只是语气上略加修饰，给人以法国大使对威廉无礼，而国王粗暴地对待了法国代表的印象。7月14日晚，电文就已刊登在了巴黎报纸的号外上。那天正是法国革命纪念日，政府虽禁止庆祝，但街上仍聚集了很多人，他们高呼“打到柏林去”，一如在柏林的街上人们高呼“打到巴黎去”一样，两个民族同时宣称自己的荣誉受到玷污。全体德意志人的热情终于被俾斯麦激发起来了，这是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拯救一个受到欺负的德意志”了。7月19日，法国代办向柏林外交部递交了宣战声明。月底，一支50万人的德意志民族大军开赴的德法边界。9月1日，在色当会战中，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连同他的高级将领们被俘。.普军大获全胜。随后，普鲁士军队开进了巴黎附近的凡尔赛。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这座昔日展示“太阳王”[12]威严的宫殿，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俾斯麦为帝国宰相。德意志的统一最终实现。

4．养虎遗患，意气之争

其实，从俾斯麦执政之后，一直有个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帝国内部军事集团的地位问题。普鲁士是一个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军人一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俾斯麦得以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答应取消民兵，加强正规军，并让这个集团完全听命于帝国皇帝。由此，拿破仑战争以来，由沙恩霍斯特倡导的民兵制度被破坏了，普鲁士本来就不稳固的民主显得更加虚弱了。

我们看俾斯麦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就在他铁血演说之后，威廉很生气，他的传统思想让他不能容许他的首相作出兄弟阋墙的举动来。威廉责问他说：“我们是会被推上断头台的。”俾斯麦却说：“君主切勿想到路易十六，他在活的时候和死的时候都是一个懦夫，在历史上也并非是一个出色的人物。陛下还不如想一想查理一世，他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战败后，不动声色地走向绞架，带着一种王者之气从容就死，他在历史上永远不失为一个高贵的人物。”[13](P185)由此，它激起了老王好战之心，也就得到了国王的宽恕。到了1863年，当局势变得越发紧急的时候，俾斯麦劝谏国王武力夺取石-荷。威廉说：“但是我并没有在这两个侯国的权利。”俾斯麦说：“以前的大选侯，腓特烈王在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有过什么权利？全部的霍亨索伦族都是开疆拓土的人。”是他一步步唤起了君主对于领土的贪念，所以面对后来军事集团日益膨胀的野心，他也就怪不得别人了。

问题还没有那么简单，由此而来的后果是这个国家蛰伏了一段时间的军国主义复苏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这头猛兽会逐步的毁掉这位伟人的事业。还在普奥战争时，宰相与总参谋部的矛盾就凸现出来。以曼托菲尔为首的将军们极力想摆脱俾斯麦的控制，进军维也纳，却完全不考虑那样所带来的后果。所幸，俾斯麦予以坚持，以退位相威胁，才迫使国王接受了自己的意见。事实上，太子在这里起了不小的作用。太子是自由派，反对战争，当国王和宰相相持不下时，老王甚至当场大哭，而宰相也激动得浑身发抖，以致事后不得不以破坏东西来稳定情绪。这时，是太子从中调解，才让威廉接受了宰相的正确意见。难怪有人这样说道：“毛奇在萨多瓦要是没有太子就打不了胜仗，而俾斯麦在尼科尔斯堡的政治战役中要是没有太子也同样不会获胜。”[14](P149)

“这真是一个让人糊涂的世界。”太子的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到了普法战争时，景况就更糟了。一向低调处世的毛奇这次也同俾斯麦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将军们甚至故意躲避宰相，有时就在宰相睡觉之后才召开军事会议，关于战争的消息也对宰相保密，有时，俾斯麦不得不从随军记者那里获得消息。而且，这一次首相没能很好的压制军队里的激昂情绪，对法合约狮子大开口，不仅割占了土地，那块土地连俾斯麦自己都承认“说阿尔萨斯和洛林是德国领土，纯粹是大学里教授的捏造”。更甚者军队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由此更加深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3月2日晚，俾斯麦悄悄到巴黎逛了一次，有几个小孩发出嘲笑的口哨声，有一个工人对他出言不逊，这些显然是针对一个普鲁士军官的。当他向一个过路人药或抽他的雪茄烟时，对方甩掉了自己手中香烟，因为他不想为一个普鲁士人浪费掉一根火柴。[15](P816)

可见，军事集团势力的膨胀，在俾斯麦下野之前就发展出失控的趋势。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策的工具”的警告，即便在他的《战争论》大行其道的时候，就已经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后人所淡忘了。由俾斯麦唤起的军国主义，经三次王朝战争进一步得到强化，最后军事集团甚至想发动政变，取俾斯麦而代之，以致首相大呼他们忘恩负义。帝国的政策亦在这些意气之争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权力的天平也渐渐偏离了首相一方，后来的当政者干脆将这位领航员赶出了船队，清除了障碍。从此，他们可以穷兵黩武，随心所欲了，殊不知帝国的事业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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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玩弄平衡外交，埋下战争隐患

1．深思熟虑，巧构连环

德国统一之后，欧洲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鲁士在一夜之间迅速崛起为执牛耳的大国，这让它的邻居们产生了“畏惧心理”。对此，俾斯麦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1812年曾得到俄、奥、英的帮助，这时我们再也得不到了，因为他们十分清楚，统一的德意志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16](P499)首相通过割占阿尔萨斯和洛林，在巴黎和柏林之间建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从此对帝国的威胁就主要来自东方了。普法一战，虽使这个邻国大为削弱，但却永远埋下了“高卢公牛”复仇的种子。而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德国就必须杜绝给法国人提供盟友的可能性。帝国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尴尬的局面，它“至少三面受敌”，德意志“比任何国家都深受他国联盟之险”。德意志有必要对各国态度作一全面评估。

英国自从“五国同盟”撤出以后，继续凌驾大陆之上独自行动，它以超然的姿态利用“力量均势”，“自由贸易”和海洋的“地理优势”，建立起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在欧洲大陆国家间的关系中，英国的分量放在哪一边，天平就向哪边倾斜；此所谓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夜，英国对于法兰西表现出的同情是很危险的。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相当大的程度上取代了法国作为大陆强权的地位，它地跨欧亚，在战败土耳其后，又取代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地位。俄罗斯凭借这种有利的地缘条件，东向亚洲，西则以巴尔干为通向欧洲的跳板，在他以西的所有欧洲大国，都把警惕的目光投向他，或者借助它同自己的敌人周旋。

然而，局势对德国还是有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威廉的外甥，两国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谊，两国皇帝都很看重这一点。以致后来一位德国画师将1813年带领盟军从布勒斯劳出发的人画成布吕歇时，皇帝坚持他搞错了，事实应是亚历山大一世为盟军统帅，“我们当时就依赖他。”老皇动容道。再者，德国的太子妃是英国女王的女儿，并且太子腓特烈亲王很的岳母的欢心。因此，搞好同这两个强国的关系还不算太困难。但此间还有一个问题，英国对俄德间的亲善关系持保留态度。英俄在近远东都有较为深刻的矛盾，要将三者联合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况其俾斯麦也不打算那样做，他只要阻止各国同法兰西靠近就行了。问题变简单了，想尽办法制造矛盾，然后由德国充当欧洲的仲裁者。

由于法国传统上对于波兰的同情，沙皇投以怀疑的目光，甚至还发生了沙皇访问巴黎期间遭遇波兰流亡者刺杀的事件，这更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间的分歧。所以，短时间内俄法靠近的可能性不大；法奥的靠近也不太可能，因为和匈牙利合并之后，维也纳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巴尔干，并在此与俄国发生激烈冲突，为此奥皇必须寻求德国的支持。换句话说，即使他们可能达成某种谅解，也会促使俄国更加珍惜德国的友谊。

至于俄英关系，俾斯麦更满足于保持现状，惟有大国间的互不信任才对德国更有利。在此，俾斯麦玩弄了驱虎吃狼的伎俩。他一面鼓动法国向非洲扩张，挑起英法矛盾；一面又诱使英国涉足巴尔干，制造俄英冲突。此外，他还积极组织三帝同盟，系统地反对法国。即使在同盟内部，他也有意保留俄奥分歧。

至1882年，意大利因与法国在突尼斯的竞争中失败，转而与德奥订立秘密同盟，成为首相“在阿尔比斯山岗上打着三色旗的鼓手”，俾斯麦外交体系进入它的巅峰状态。

至此，首相的外交政策看似一团乱麻。实际上却很简单，就是所有的一切都为了凸显德国在欧陆的地位。他不愿听任事态发展，而是要积极组织由他亲任指挥的乐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德国的利益。

可以这样说，1871年的普法战争给德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从此，在外交领域内，可供德国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仍保持很大的行动自由。但不可否认，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推迟了悲剧发生的时间，帝国的命运是早在凡尔赛宫的镜厅里就已经决定了的。俾斯麦执政的后二十年中，在欧洲这个大棋盘上纵横捭阖，将折冲之术运用得得心应手，也不过是第二帝国谢幕前的最后表演。它不仅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发而更加恶化了帝国的生存环境。他的所有努力，只是在为随后的战争积蓄力量……

2．苦心经营，险象环生

如果说从1871年德意志帝国诞生到1890年俾斯麦下台，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首相的外交努力毫无成就，也未免太过悲观，也不符合现实。至少，这几十年的安定是刚刚成立的德意志所急需的。毕竟在经历了三次大战之后，伤口的愈合需要时间，一些在战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需要经历岁月的磨练方可成熟。这些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几场战争一蹴而就，尤其是涉及民族统一的大事，就更加非同小可了。俾斯麦在此期间苦心经营，耗尽心思，也算是劳苦功高了。

早在60年代中期，罗马教皇颁布了所谓的新教义：人民统治，信仰自由和教皇无谬误。由于当时俾斯麦致力于统一战争，所以未予理会。战争结束后，就波兰问题和教皇新教义，俾斯麦要求同维也纳协商一致。1872年9月，奥皇应邀访问柏林，沙皇见势也提出要拜访自己的舅舅。于是，9月5日至12日，三皇齐聚柏林商讨有关事宜。1873年6月，俄奥达成关于协商解决两国间冲突的谅解。同年10月，德国宣布参加俄奥协议。这两个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三皇同盟”的形成。就在一切进展顺利之时，一次偶然事件几乎导致俾斯麦下台。1875年上半年，由于怀疑法国阴谋煽动国际天主教同盟反对德意志，国内激进主义者向法国发出战争威胁，这一举动招致英国联合俄罗斯向柏林发出措辞严厉的照会，俄国首相戈尔查科夫甚至逼迫俾斯麦保证永远不对法国发动战争。俄德关系发生动摇。在维也纳，当首相安德拉塞得知俾斯麦弄巧成拙时，据说这位52岁的人居然在梅特涅用过的旧写字桌上做了三个倒立，因为此后俾斯麦不得不倚重奥国了。

这年11月，土耳其辖下的波黑两省起义，酿成巴尔干危机。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同维也纳军人党发生激烈对抗，“三帝同盟”有趋于瓦解之势。俾斯麦没有急于干涉，转而寻求与英国达成谅解，但此时英国怀疑俾斯麦可能利用此次危机来转移欧洲视线，以便对巴黎作一次新的进军，所以未予答复。1876年的头三个月，危机加剧。德国驻伦敦大使警告说，土耳其的前途远不及德俄奥三国的伙伴关系重要。俾斯麦又乘机制造了德法危机，企图迫使英国就范。在难耐的等待过程中，事态有了进一步发展。土耳其苏丹给予塞尔维亚人及其泛斯拉夫主义战友以毁灭性打击，俄国人叫嚣武力干涉。1878年1月，俄军进逼君士坦丁堡，英国人终于忍不住派军舰驶抵达达尼尔海峡。一场欧战似乎不可避免，这时，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俾斯麦终于接受俄国人的建议同意有关国家在1878年6月参加柏林会议。

1878年6月13日，柏林会议正式召开。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以牺牲土耳其的利益和巴尔干的民族独立事业为代价，解决了这场欧洲危机，暂时维持了巴尔干的均势。

柏林会议使俄德关系无可挽回的动摇了，沙皇甚至声称柏林会议是“俾斯麦联合欧洲对付俄罗斯”。他在给舅舅威廉的信中说：“几乎在全部事体中，法兰西与意大利都是帮我们的，德国人却不然，好像是奉了命令，总要维持奥地利的见解，他们有系统的仇视我们。”[17](P463)并且最后建议威廉阻止“祸害降临”。

对此，俾斯麦的解释是：“俄国皇帝用舒瓦洛夫代替戈尔查科夫，……戈尔查科夫必定是得了这个消息，因此他在会议中为俄罗斯努力的越来越少。……我不能表现得比俄国自己还要积极。”[18](P462)他同时指责沙皇的信过于刻薄，君主之间是该相见以礼的。这次争吵表明俄德两位情人间的“蜜月”已经过去。

1886年9月，保加利亚国君在俄方压力下，愤然辞职。这一事件被视为是对该地区脆弱和平的致命一击。事后，匈牙利首相在议会发表声明，任何政府都“无权对巴尔干半岛擅自进行军事干涉或建立保护国”。舆论普遍认为奥方的声明预示着“三帝同盟”寿终正寝的时刻已经到来。果然，此后俾斯麦再也无法组织起代表传统秩序的“君主国同盟”。于是他退而求其次，1887年6月18日，在接受俄方近于苛刻的条件后，首相得到了他期望中的《再保险条约》，有效期三年。这样，俾斯麦又一次推迟了危机的到来，尽管此后他的运气再也不曾好起来过……

3．机关算尽，作茧自缚

俾斯麦外交的最大特点，就是秘密外交，条约的意图模糊 ，尽可能多地让对方承担义务，而使自己免受束缚。这在帝国成立不久的时间里，尚可为他带来很大的自由选择权。但时间长了，缔约双方都感到缺乏安全感。条约随意性太大，以至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条约制定者的个人魅力，一旦这个负责人失势了，原先的条约也就失去了依据（几年后，俄国不再续签再保险条约，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俾斯麦的下野），这也正是俾斯麦外交体系不能与议会制的英国拉上关系的原因。这样所有的协议都是骑墙的，大家不得不在体系之外寻找新的盟友，久而久之，俾斯麦体系也就不攻自破了。可以这样说，俾斯麦的做法是无益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它只能是人为的为自己制造一个窠臼，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可供回旋的余地会越来越小。

这样的状况，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后就已经凸现出来。而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在俾斯麦外交体系建构之初，就潜伏着这样一对矛盾：如果奥地利灭亡了，俄罗斯就会成为德意志的心腹大患。惟有保住奥地利，才能够牵制住俄国熊。而哈布斯堡是在普奥战争之后，无可挽回的衰落了，所以在“三帝同盟”内部，真正可供德国选择的机会很少。

柏林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只是加强了这种趋势。1879年4月，俾斯麦开始寻求德奥结盟的可能性。但维也纳方面只肯将条约矛头指向俄罗斯，而不愿招惹法兰西。对此威廉国王感到委屈：“我们既满意于倘若法兰西攻打我们的时候，奥地利坚守中立，我们为什么用全力帮助奥地利反对俄罗斯呀？……现在所提议的条约必将逼俄罗斯与法兰西亲善，滋长法兰西人报仇雪耻的渴望！法兰西最希望的就是将德国与奥地利置于两个大敌之间。”[19](P469)难道俾斯麦会看不到他所倡导的条约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吗？显然不是，像他这样一个聪明人绝不会愚蠢到给法国提供一个如此强大的俄罗斯做盟友。这一切，实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1879年7月，在各方压力下，保护关税法令终于在全德范围内生效试行。这固然可以为鲁尔、萨尔、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西里西亚的重工业取代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提供可能，但同时，它也打击了俄罗斯的谷物出口，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更为要紧的是，1881年3月1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袭身亡。这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后来虽经首相再三努力，1881年6月18日，“三帝同盟”条约得以续签，但时限大为缩减，并且新沙皇对君主同盟抱以无所谓的态度。

最明显的事件就是同年10月，奥匈首相海默尔去世。奥皇为搞好俄奥关系，任命颇受俄国人欢迎的卡尔诺基伯爵接任首相之职。对此，沙皇却不领情，反而加紧内修建波兰铁路，直接威胁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地区。与此同时，俄国人开始同法国接触，在国内也积极扩充军备，这一切，都令首相感到坐卧不安。1879年10月5日，内阁以集体辞职相要挟，迫使威廉签署了德奥军事协定。为此，国王泪流满面：“使我签字的人将来要对此协定负责。”至此，欧洲大陆两大集团的对立已经隐约可见……

4．风云骤起，自毁前程

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因肺炎逝世。99天后，新即位的腓特烈三世也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岁的威廉即皇帝位，称威廉二世。新君主属于蔑视谨慎，主张民族自大的年轻一代。因此，他与老相俾斯麦就显得格格不入。刚登基才一个月，新皇就私下里说：“我给那老人六个月的喘息时间，而后我就亲自执政。”这也才仅仅是开始。在以后几乎所有的施政理念上，新皇帝都与首相发生了严重分歧。尤其是在对待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上，首相虽同意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但却坚决反对妥协，对工人暴动主张坚决镇压；新皇则认为给予工人更多的权力，就能从源头上杜绝社会主义的流行。两人因此斗争的非常激烈，实际上，这不过是新皇帝夺权的借口。这也正是第二帝国矛盾所在，名义上皇帝至高无上，实权却在首相手中，议会和内阁却严重的被削弱了。这给国家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在两人争得最激烈的时候，连首相的小儿子比尔都预感到“夏天过后他们俩不会再站在一起了”。[20](P292)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此种情况下，1889年5月至1890年1月间，除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俾斯麦都呆在弗里特利士鲁的家里（这给皇帝要求收回权力以口实），当有人提醒他这样很危险时，他却说：“我劳苦功高，不存在被免职的可能。”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在首相离职期间，新皇帝已经根据自己的意愿，命令内阁作出了一些改变。而柏林的阴谋家们也乘机扩大对皇帝的影响。

当皇帝就取消1852年内阁法令（即只有在首相知道的情况下，大臣才能向君主呈递报告）责问俾斯麦时，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件公文说：“原来有好多理由反对这样的行程（威廉应邀同沙皇一同狩猎），最近又有一个从伦敦来的报告，有几句不利于陛下的话，有人说是沙皇私下里说的。”皇帝不安的说：“你读给我听。”他假装害怕：“不。我实在不敢读。”皇帝夺过公文看了一遍后，气得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报告中说：“他是个愚人，他是个顽劣的小学生。”

后来，宫里传来话说：要么取消内阁法令，要么提出辞呈。俾斯麦还试图要求阁员们同他一起辞职，但此时他们却以这不和普鲁士传统为由加以拒绝。晚上内阁长官又来催问，俾斯麦说：“皇帝喜欢什么时候罢我的职就罢我的职……但是我不想让皇帝摆脱免我职的责任，……我要在历史的审判台前表白我自己！”[21](P516)随后，他口授辞职书，于次日（3月18日）送入宫中。两天后，皇帝批准了他的辞呈。政府甚至在他离任前，责令他交回1890年3月22日至31日的官俸，说他这几天已经辞职。奥皇弗兰茨·约瑟夫认为“这样一个人竟然落到如此境地，是一件惨事”。

在他之后，德国政府很大程度上修改了他的施政纲领，扩军备战，积极推行“世界政策”，进一步招致整个欧洲都起来反对它。对此，继任首相卡普里位的说法是：“像你（指俾斯麦）这样雄才大略的人能同时玩五个球，但别人却不能，只好玩一个或两个。”[22](P519)德国的官员们在这种状况下，也都决心改换门面，做一个新皇所说的“真正的普鲁士人”……

【历史●哲思】论俾斯麦的历史地位

三、造就民族性格，削弱民族精神

1．忠君爱国，以身作则

第二帝国身处世界大变革的浪潮之中，承上启下，是全体德意志人探寻民族复兴之道的一次伟大尝试。俾斯麦，作为这项富国工程的总设计师，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言传身教，对于国民精神和性格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崇尚秩序。普奥战争结束后，俾斯麦曾这样夸奖自己的民众：“我们的群众很有胆量、安静、服从命令，守秩序；他们无论对于什么人都很和气，不掳掠不焚烧；他们很信奉、畏惧上帝。”[23](P253)德意志人有着很深的军国主义传统，因此可以说崇尚秩序，本就是他们性格中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但他们尊奉的秩序，或者说这里俾斯麦所提倡的秩序，绝不同于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法律。在俾斯麦看来，1848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只能是“无政府主义”。他还说市镇里面是不会产生“真正的普鲁士人”的，暴民革命只能带来街道堵塞，人人自危，他看还不如在战场上好，因为他讲打仗作为改良民族的手段。乍听起来，似乎很有“军国主义”的味道。实则不然，首相恰恰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只是在他认为，“德意志诸王侯的无稽的、无上帝的、无法律的主权妄想”，“当自己是欧洲的列强”，他们的夜郎自大，正是导致德国四分五裂的历史原因。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战争，似乎真的别无他法了。关于这一点，他和自由党的主张是不谋而合了。很快，他们就在反对保守党的斗争中结成了同盟（这在1875年前的议会构成中有着很明显的体现）。

既然要遵守秩序，当然得有个诉求对象。而这么一个对象，会是保守党口中的君主吗，抑或是自由党尊崇的法律，还或者是罗马天主教的教皇？这三者，在当时都是极为流行的。但像俾斯麦这么一个有着极为鲜明个性的政治家，他绝不会盲从任何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观念，他从小就立志要不随便为环境所潜移的。在他看来，保守党的君主观念太过陈旧，它只代表一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体现在行为上就是效忠于君主一人，而俾斯麦身为一名自由贵族，他是从不会轻易看轻自己的，它甚至以为自己的家族并不比霍亨索伦差，只是对方的运气更好一些罢了；自由党的法律要求人人平等，实行议会民主，这在他看来就更不可信赖了，他从不认为市镇里的那些“市侩”能够建立起稳定可靠的秩序（更何况自由主义在很多时候又很容易失之于地方分裂）；而罗马的天主教集团，则宣扬教会统治，甚至还说“教皇无谬误”，这在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讲，根本就不算教徒的俾斯麦看来，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所以，以上这些主张，对于首相来说都是太不相宜。

俾斯麦所尊奉的君主，实在是一种抽象化了的共同意志。在它之下，万众归附。为此，他主导了三次对外战争，并迫使所有人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它可以绕过议会，强行通过军事预算，挑起“宪法之争”；也可以在战后，迫使君主向议会认错，从而免除宪法对于他们的责任追究。以致于1866年7月26日，普奥和约签订后，首相以拳击桌：“我把他们都打败了！所有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24](P149)由此可见，首相所信仰的秩序，在世俗社会是以他自己为代言人的。由他而外，任何人不得越雷池一步，威廉一世也不例外。俾斯麦曾经得意向他的客人说：“那时候我很卖力，用靴子夹，逼着那匹赛跑的老马（指威廉）冒险跳跃。”当后来教皇要挑战他的权威时，他不惜发动“文化斗争”，并于1873年颁布《五月法令》，限制教权。他还逮捕了科隆、波森大主教，撤销了一千三百个教区的教士。这些虽惹来不小麻烦，但对于统一的德国却是有益的，从此以后地方的分离趋势消失了，德国人也将这位首相视为民族英雄，并在后来的反对纳粹斗争中将之视为精神领袖。德国人对于秩序的尊奉，到了俾斯麦时期，上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方面是为了达成民族统一，个人需要忍耐；另一方面，首相以身作则，为了祖国大业克尽职守，实在是民族的表率。

其次，服从命令。这实际上是对上一点的补充和有益延伸，长期以来帝国的分裂，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要结束这样的苦难，必须培养起绝对的纪律观念，在政府之下，严格遵从秩序，服从命令，这也正是普鲁士人的传统道德所包含的内容。到了俾斯麦时期，首相推行“铁血政策”，他一再强调帝国的力量来自“强权政治”。在行动上，他也有意强化人们的这种印象。他曾意味深长地说：“普鲁士人民是忠于君主的，只是那些选举章程人为地作了限制，阻止他们发表自己的真实见解。”[25](P216)于是，他一到任就立即开始清除那些在司法界和行政界有自由见解或是被怀疑有自由见解的人。在最初的四年间，就有一千多名官吏被免了职。当进步党的议员提那些被免职的官员们求情时，下一步该免职的就轮到这些议员了。这些近似专制的行为，虽压抑了自由，但却对于统一战争以及建国后巩固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众们这一行为习惯的形成，不惟在建国过程中，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国家遭受灭顶之灾后，对于迅速恢复生产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虽不见得这一性格有多好，但特定的历史环境，总是需要与之相宜的作为。

第三，严谨，重视荣誉。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德意志民族性格深处带有很大的悲观主义。俾斯麦统一全国，使帝国又回到了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骄傲的条顿民族又可以自信满满的大踏步向前了，他们严谨的处事风格，以及对于名誉孜孜不倦的追求，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就三次王朝战争而言，在选择战争理由是，俾斯麦将这一性格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会为国人虚妄的领土要求而向丹麦挑战，也不会为区区奥尔米茨之耻而向奥地利开战，更不会为荷兰王将历史上普鲁士一直享有特权的卢森堡卖给拿破仑三世，而同这个邻国作战。相反，首相都选择了一个相同的理由——对方亵渎了自己的民族感情。与此相比，难道还有更好的理由，将整个德意志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吗？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谁反对普鲁士的事业，就是在作践公理！非惟德意志人，就是世界舆论也不会饶恕他的。人人都有自尊，谁不爱惜荣誉？俾斯麦，高明的政治家，德意志优秀的民族教师。

最后，讲求实际。俾斯麦的施政纲领是很务实的，他坚决抵制所谓的浪漫主义。同样是在奥尔米茨受辱之后，国内一些人叫嚣对奥不惜一战，俾斯麦却告诫他们：“今日大国为什么要打仗？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在随后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法国联合撒丁对奥作战中，国内都有人主张同奥地利并肩作战，但是这样一来，就会更加树立奥地利的威信，从而不利于普鲁士的统一大业。于是俾斯麦极力主张不干涉，甚至最好帮助奥地利的仇敌，他个人因此而被威廉亲王称呼为“拿破仑党”，多么可悲啊。从此之后，首相逐渐扭转了国人的思想偏见，让他们懂得国际政治不是过家家，那些指责他的人才真正是“高年级的小学生”。

尽管，这些性格特征不见得都是拜俾斯麦所赐，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首相自己以身作则，据理力争，改掉了国人性格中许多天真幼稚的成分，而使他们都更趋于成熟。俾斯麦不止一次地说，效忠君主，就等于为上帝服务，他自己作为要对整个国家负责的人，从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在自己的君主失于偏激的时候，敢于坚持原则，这才是真正的忠君和爱国。他死后，国人在其墓碑上刻“真正效忠威廉一世的德国人”。不管怎么说，对于当代民族性格的形成，首相实在有筚路蓝缕之功。

2．打压异端，遗恨晚年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在我们谈论首相造就民族性格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隐约接触到在那些性格的背后应该还隐藏着一些较为负面的东西。

俾斯麦是一位极富鲜明个性的人，他坚持按照自己的意志，努力塑造理想中的德意志。这种坚持发挥到极至就成了专制，他像鬣狗一样蹲在自己的屋子前，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它的骨头。他清除每一位对他构成挑战的人，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他对驻法大使阿尼姆的迫害。法国战败后，成立了以梯也尔为首的共和国。俾斯麦个人是支持这个政权的，因为在他看来，至少共和的法国是很难与东方的君主国结成联盟的，如此，对于刚成立的德意志当然最为有利。然而，这位大使却没有搞懂首相的良苦用心，他不能容忍帝国之侧有这么一个共和政府，屡次发表攻击性的言论，企图重新在法国恢复帝制。他还越过首相，对威廉国王施加影响，这是首相最不能容忍的。首相希望将这个阴谋家调到其他的岗位上去，却没有成功。不久，梯也尔政权倒台，很难说阿尼姆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首相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时间久了，这位大使就有取代自己的可能。他开始在威廉面前数落大使的不是，并略见成效。后来，这位大使做出了不明智的举动——他在离开巴黎大使的职位后，将一部分公文带走了。对此，大使的借口是为了防止首相以后对他的污蔑。俾斯麦抓住这个机会，说阿尼姆企图泄露国家机密。于是，国王下令逮捕了这个可怜的人，在审讯过程中，首相对法庭施加影响，终于确定了这位大使的罪行。俾斯麦满意了，因为他消灭了一位潜在的对手。以后这样的事，也时有发生，如对海军大臣冯·施拖施的处理等。

不惟对政敌如此，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者，首相也决不手软。

1878年，威廉一世两度遇刺。俾斯麦抓住这个机会大作文章，他声称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强盗横行的国家，对于那些扰乱社会治安者要给以坚决镇压。9月份，他公布了《社会党人法》，以此来回应无产者的经济要求。这部法律规定，官吏有权自主进行弹压和惩办所有旨在“危害公众安全”的活动。可以拘捕印刷者、卖书者、开酒店者，可以驱逐任何宣传社会党理论者等。随后，“柏林将67个社会党领袖驱逐出境，汉堡把一千五百人投入监狱，总监禁期超过了一千年”，[26](376)“在几个星期里，帝国境内关闭了200个会团，有250种书籍遭禁，六个月内，被禁的书籍达600种，有几千人因此而无法谋生”。[27](P376-377)到处都是对自由的限制，首相的专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甚至企图关闭由他一手创办，而在此时与他发生分歧的《十字报》，他的霸道为他赢得了“迫害狂”的名声。

他在当时给夫人信件中如是说道：“这里的人当我是一只善闻血腥的猎狗，老婆子们听到我的名字就下跪求饶。阿提拉同我比只不过是一只羔羊。”[28](P325)

首相的这些行为，极大地破坏了自由和民主，没有人敢再公开反对他了。在议会里更多的是对他的随声附和，代表民主的议会完全退化为一个装点门面的物件。对此，首相“功不可没”。在他上台伊始，就无视议会反对强行通过军事预算，并将兵役期延长至三年，他恐吓议会说：“我们这里不是英国，我们这些大臣是国王的奴仆，而不是你们的奴仆。”[29](P281)他还取消了由沙恩霍斯特一手创办的民兵制度，这就拿掉了议会同封建贵族要价的最后一颗砝码。更甚者，在后来的国会斗争中，为了取得毛奇的支持，他同意了扩大军队的政治影响力。从此，权利的天平是永远地偏离了议会一方，它无权限制陆军规模，批准军事预算也成了一种形式。在唤醒军国主义的同时，议会却被大大削弱了，正常的国家政治生活遭受严重破坏。这为以后的当政者肆无忌惮地玩弄民意打下了根基，并埋下了帝国覆亡的种子。事实上，俾斯麦从不打算建立一种稳固的政府形式，他要自由党和保守党互相争斗，自己则从中渔利，以达到他大权独揽的目的。帝国的宪法，也是为他量身而做，它突显了首相的地位。在国家事物中，首相负有很大责任，如果身处这个位子的人，具有卓越的才能，那对这个国家当然大为有利。但问题是，后任首相就一定具备那样的能力吗？显然不是，卡普里微就是个例子。

后来，首相终于认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我的尽职行为也许就是使德意志变得衰弱、无气骨的原因，又是使谋事人与随波逐流的人们的人数增加的原因……现在的帝国议会很退化了……若是接连退化，前途是很黑暗的。”[30](P549)

与国家生活不健康相对应的，是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无论是英国女王的信件，俄国大臣们的奏章，还是法国民党领袖的演说，无一不在表明对首相的怀疑，不相信他口中所高唱的和平。对此，太子腓特烈亲王有着极为生动的描写：“这个时候，我们好象既不为所爱，也不为人所敬，只是为人所畏。人家当我们是无恶不作的。……俾斯麦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丧失了昔日众多的朋友，失去了世界的同情与我们心境的安泰。”[31](P321)俾斯麦所极力避免的境况正一天天成为现实，对此，他如果早些悔悟，并加以遏止的话，或是加强议会民主，或是在国际交往中努力营造长久的和平，帝国的前景应该是另外一种状况吧……

总结 俾斯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社会也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刻。在反思历史的同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总结前人为人处世的过失，以在将来的活动中加以避免，而不是去苛求前人。俾斯麦顺应历史潮流，并积极地抓住时机加以利用，造出了伟大的历史创举。虽在以后的过程中，后人走了不少弯路，但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所说，德意志的统一，并不与君主们俱亡。从此德国人走出了历史的阴影，为寻求美好的生活，昂首阔步地踏上了征程。单就这一点来说，这位“铁血宰相”就足以不朽。他对于外事交往的有益探索，更成为外交活动的光辉典范，为后人所尊崇。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位首相的历史局限，他一意孤行，不知变通，从而，将帝国的事业带入了死胡同。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说过：“人们不能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忽视别人判断的正确性。”正是俾斯麦的过于自信，将他所缔造的国家引入歧途而无法自拔，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全体德意志人民的悲哀。然而，不经历痛苦的磨练，人们就无从体会和平的珍贵。两次世界大战，警醒了迷茫中的德国人民，他们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毅然融入了欧洲这个大家庭的怀抱，真正开始了民族复兴的有益探索。他们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这些局外人认真学习的，对于我们正在寻找民族复兴之道的中华民族来说，从俾斯麦身上我们也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借鉴，如完善国家体制，努力促进民主事业的发展；在搞好国内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我们以前就是太注重自力更生了，以至于让国际社会同我们拉开了距离，产生了疏离感，从而也引发了许多误解，以后我们应该在外事交往中“有所作为”的；同时，我们中国人还应该学会制造话题，努力寻找与他国利益的契合点，通过合作来实现自己的民族利益。

总之，对于俾斯麦这位有着较为复杂个性的政治家来说，他的身上有着太多令人瞩目的闪光点，让他名垂青史。然而，也许正是这些优点过于光辉灿烂，让他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误入歧途，也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不小的灾难。正如史学家布兰德斯所说：“俾斯麦虽然并不有利于全人类，却大大有利于德意志。俾斯麦对德意志就好比一副非常好的眼镜适合于一个近视眼，近视的人有这样一副眼镜是种幸运，可不幸的是他却不得不总戴副眼镜。”我们也很有幸生在这么一个安定的时代，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做到不为时代所限，尽量为人类的未来作出有益的贡献……

注释：[1]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三联书店，2003年5月北京第1版

[2] 田德全 主编：《世界古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2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4] 帕尔姆的处死：纽伦堡出版商帕尔姆J·P·因出版了一本名为《蒙羞受辱中的德意志》被法国占领当局军事法庭处死。

[5] [德] 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中译本），三联书店，1991年

[6] “奥尔米茨之耻”：1850年9月黑森选侯与他的民众发生冲突，普奥都宣称有权向黑森进兵。后因普陆军大臣认为军力不支，国王遂派首相曼陀菲尔到奥尔米茨与奥地利讲和，并答应解散埃尔富特联盟和加入奥地利领导的邦联议会。普鲁士人称之为“奥尔米茨之耻”。

[7] [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版

[8] 特赖奇克给威廉·诺克的信，1862年9月29日，引自古奇《德国史研究》275页

[9] [德] 艾密尔·鲁特维克 著，韩洁 等译：《俾斯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7月第1版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太阳王”：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13] [德] 艾密尔·鲁特维克 著，韩洁 等译：《俾斯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7月第1版

[14] [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版

[15] 俾斯麦给妻子的信，1871年3月5日，《全集》十四卷，1410号，816页；布施，《秘密篇章》，I ，563-564页

[16] [德] 艾密尔·鲁特维克 著，韩洁 等译：《俾斯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7月第1版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版

[21] [德] 艾密尔·鲁特维克著，韩洁 等译：《俾斯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7月第1版

[22] 同上

[23] 同上

[24] [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版

[25] [德] 艾密尔·鲁特维克 著，韩洁 等译：《俾斯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7月第1版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刘宗绪 主编：《世界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30] [德] 艾密尔·鲁特维克 著，韩洁 等译：《俾斯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7月第1版

[31]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