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寻龙诀》，感觉最振奋的，竟然不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传说中彼岸花的那一刻，而是王凯旋重新走进草原的时候。
天朗地阔，草原上像有轰隆隆的雷声，背景音乐响起，竟是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皮卡和望远镜，烈马和风声，头发飞扬在半空，荷尔蒙迸发时的呼喊，像所有公路电影的一个剪影。
后来，胡八一也回来了。
从来没粉过陈坤的我，看着大屏幕总觉得这个场景太熟悉，后来才想起，他在电影里的扮相，像极了切·格瓦拉。
那个说“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的切·格瓦拉，那个说“我怎么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的切·格瓦拉。
恰好那一幕里舒淇骑着摩托车碾压草原，我就记起切格瓦拉写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彼时他不过二十三岁，骑着摩托车穿越壮阔的拉丁美洲，看到一切苦难和病痛，萌发一切光荣和使命。那次旅途，最终成就了这个让我们永远怀念的理想主义者。
切·格瓦拉和崔健，摩托车日记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悄悄地笑了，为那些明目张胆的反叛和无法言说的坚持，为他们从我青春里以相似的姿态留下骨刻般的痕迹。
所以我又听了一天崔健，从《一无所有》到《花房姑娘》，从《从头再来》到《不是我不明白》。
太难说清一个歌手在生命里的意义，究竟是陪伴还是温暖，究竟是打发时间还是认清同伴。你好像不会特别地提起他，但你知道，每当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从你耳膜贯穿到心脏的，全是他。
《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里，刘瑜写过一篇《与崔健有关的日子》，我看到最后两段时几乎要和她一样落泪。
摘录下来给你看:
“2002年的时候，崔健来纽约演出过一次，我去听了。音乐一响起，我就泪流满面。好像多年没见的亲戚在生离死别后重逢似的。我的整个青春仿佛麦田一样随他的歌声摇摆起来，金灿灿的。当时我就想，老崔啊老崔，你都四十了，我也直奔三十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我心里，还那么温暖，谢谢你。
其实我现在都不怎么听崔健了，虽然他的CD、磁带都收藏着。长大的我，音乐的口味终于开始变得宽容，终于知道正如在小虎队之外还有崔健，在崔健之外也还有别人。但是回望自己的青春时，崔健是多么重要啊，堪称独树一帜。一个只有一国两制的含义和解析几何的青春会是多么缺乏诗意。是他，这个摇滚青年中年老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大声摇摆，离经叛道地摇摆，让一个在高考荒原上跋涉的女中学生，在一口很深的井底，猛然抬起头来。”
你看，我们都一样，总是习惯了付出全部青春去爱一个人。他出现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几首歌而已，而是听着他的歌走过的大街小巷，和听着他的歌入眠的漫漫长夜。
我认识崔健的时候已经是2007年了。我十六岁，他成名多年，和我父亲相似的年龄。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我们用砖头一样不怕摔还有超长待机时长的诺基亚，我用一个小小的MP3听歌。
《假行僧》经常从新概念英语和BBC新闻里跳出来，那首歌里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安静深切，全然不像其他的摇滚之声。
他说：“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他说：“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而我坐在高中狭小的校园里，目光所及之处是四百米之外的高墙。但我听着耳机里的声音，觉得自己能走到最远的地方去。
后来我上了大学了，那个空旷的校园，目光所及之处变成了四千米之外的高墙。我没能走到最远的地方去，世界仍然像个触摸不到的诱惑，只是听歌的时间越来越多。跑步的时候，去图书馆的路上，做高数习题的自习课里。
全世界都是”快女“”超男“的时候，我听着他的歌，晃晃悠悠地走过校园里好像永无尽头的道路，周围叽叽喳喳的人群全和我无关，我拼命地享受着那种孤独，就像享受稀薄的自由。
《花房姑娘》还是经常从新概念英语和BBC新闻里跳出来，他说：“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赞扬。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它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那个声音在耳膜里响着，让我无法停下脚步。
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只是觉得，人生不该止于四千米之外的高墙，人生应该有更多的可能，也必须要有更多的可能。
后来有一段时间在北京实习，雾霾似乎还没有如今天这般严重，但每天在地铁上强忍晕车的恶心时，我反复听着他的《北京故事》。
他说：“唱了半天，还是唱不干净这城市的痛苦。可痛苦越多，越愿意想象，那明天的幸福。”
是啊，地铁每天吞吞吐吐，是多少年轻人的面庞。他们有的微笑，有的哭泣，有的面无表情，有的满脸虔诚。
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甘愿承受痛苦，为着尚未收获的想象中的幸福。
我是其中最渺小的一个，甘愿承受痛苦，为着尚未收获的想象中的幸福。
我那时候根本不敢想自己未来会走向何方，我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悲欢离合，微笑哭泣。
2014年签了书稿，开始正儿八经地写字，才觉得生活里值得微笑的事情远远比值得哭泣的事情多。
恰逢那一年他的电影《蓝色骨头》在内地上映。
他拍一个在文革时偷偷听摇滚乐的少女，充满渴望地看着《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像飞鸟张望天空。她站在文工团的窗边。
而窗外，窗外一片苍绿，像我们已经失去的年轻岁月。
我想起自己也是这样无数次像飞鸟张望天空，最后终于挣脱了某种界限。命运待我不薄，我感激涕零。
我好久没听《蓝色骨头》这首歌，可电影里那个男孩唱出来的时候，我鼻子微酸，却无法掩饰自己的笑意。
他唱：
也并不可惜，也并不可气。
我经过了基本的努力，接受了基本的教育。
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我爸爸当初告诉我，要想有出息，就得好好学习，拿出好成绩。
可是我曾经不太相信这个，我现在还是不太相信这个。
我说人活着要痛快加独立，才算是有意义。
我要干我最喜欢干的，不管挣的钱多少。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个打字的。
一开始我就是想发泄发泄委屈，可谁知道这一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就是我的事业，更是我的兴趣。
还能有什么工作比这更来情绪呢。
钱虽然不多，所以我并不太忙，正好剩下的时间让我琢磨活着的意义。
没想到，2005年时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戳中了我的生活。这么多年兜兜转转、失去又寻找再失去。
我还是成了一个打字的，本来是出于记录和发泄，随后一发不可收拾，仿佛他一早就猜中了这个结局。
最近的一次手机里突然播放到他的歌，是去年冬天我刚结束完一次尴尬又糟糕的相亲。寒风里路上的树全变得光秃秃的。我又听到《迷失的季节》，他唱：“你说你对爱情已不在乎，你还说你不愿意。”
我兀自笑了。怎么会不在乎。我想起我刚认识他的时候，16岁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爱上一个人，为他付出一切，和他在柴米油盐中彼此消耗，就此终老一生。
爱情应该始于”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什么话要对你讲“的羞涩，却只会终于死亡，不会终于时间。
后来错过了多少，哭泣了几次，一直未得善终。
听他唱“突然一场运动来到了我的身边，像是一场革命把我的生活改变“而“爱情就是一场运动”的时候我曾遇见一个男生。我们遇见、拥抱、争吵、分开，从此消失于人海，再也没有见过面。
那确实也是一场运动。我学会了不动声色的告别，在还没说再见之前。
可那天站在冬季光秃秃的树枝下，我听着那么熟悉的旋律，才知道自己确实不愿意。而这“不愿意”却是因为仍然相信爱情这场运动，相信它是改变生活的革命。相信十六岁时对爱情的全部期望可以一一兑现，相信他说的“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那样的一天，仍是我无法放弃的等待。而所有对于爱情的忠执信念，好像也是他给的。
算起来，我们认识已经十年了。从2007年到2017年，我在他的陪伴下度过了成长中最步步惊心的十年。
我想了想，距离那个十六岁懵然不知的少女，确实已经全然一新。
我曾对未来有过多么明亮的恢弘的波澜壮阔的愿望，好像都悄然地实现了。即使有些看似没有实现，时间也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这大概也是成长最好的答案——做出一切可做出的努力，接受一切不可改变的实际。
但我永远无法忘记他教会我的“出走的意义”，还愿义无反顾地去看这世界的大与美丽。也永远无法忘记他音乐里的那些孤独和自由、痛快和独立。
虽然知道他现在经常作为评委出现在音乐节目里，但我一次也没看过。在我心里，他应该永远是那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那是光华最为耀眼绚烂的八零年代。无数年轻人穿着白衬衫走在白桦林立的道路上，唱着最清澈的校园民谣，和最令人动容的摇滚之声。
那是我错过的八零年代，那是我错过的风华正茂的他。
但还好，我们终于相遇在了零零年代。一切都还不晚，一切都还饱含意义。我们仍然年轻，我们将永远年轻。
青春多么苦短，可我终其一生，再也不能走出你的歌。
想说的话那么多，如果非要再说一句，我想引用切格瓦拉说过的：
“引导真正的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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