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 | 母亲

旧事 | 母亲

早上七点的太阳斜映在三角形的蓝色玻璃幕墙上，又折射到我的眼睛里。我坐在母亲的自行车后，随着一群骑车的女工，吱呀吱呀涌进那个铁门里的国营药材站……这样的景象，曾是我童年一段时间里反复出现的记忆。每当我回忆起母亲年轻时的模样，大多与那里有关。

母亲曾是国营药材站的职工。那时候，时间刚刚拐过跨世纪的2000年，九十年代还仿佛昨夜之梦。父亲通过“活动关系”，将在家待业的母亲介绍进药材站工作。那年我三岁，母亲三十一岁；我面对幼儿园充满陌生惶恐，母亲走进体制，努力适应新的角色。

2003年，三线小城的国营药材站一片破旧，空气里四处弥漫着陈腐潮湿。站内多是女工，女工们大多有个在单位体系内工作的亲戚。偶尔见几个男工，要么腔调古怪，要么严肃恐怖。药材站的工作单调而重复：库房值班、卸货、点货、发货。寒暑假和周末，女工们会把孩子带进药材站，一面工作，一面照看——我因此对母亲的工作有了最初记忆。印象最深的是，每当一车新货进站，女工们像男人般蜂拥而上，爬进货车后仓，几十斤的大纸箱在空中抛出弧线，紧接着摞上拖板车，源源不断地送进仓库……卸完货，母亲的腿上往往是淤青连片。

更多的时候，女工们闲坐在仓库旁架起的隔间里。她们的桌子在一条狭长的走道排开，母亲坐在靠里的位置。穿过走道，绿茶和菊花茶的清苦味混杂着各类琐事：仓库一尺长的耗子、食堂掉在地上的馒头、超市打折的贡桔……走道尽头，是属于女处长的办公室。我常见到的是：女工惴惴不安地被传唤进去，而后响起尖锐的责骂和挖苦，而后满脸尴尬沮丧地走出来，顶着复杂的视线走回自己的桌子，把头埋下去。记忆里，唯独母亲极少挨骂。

母亲与人为善，但内心敏感，性格倔强，自尊极强。对于从十六岁就个体经商的她来说，国营体制的环境并不融洽。刚入职时，仓库主任打压排挤、处处为难；同事们勾心斗角、闲话扯皮、溜须拍马……房贷与生活开支并不容她抱怨，她还是坚持了下来，一干就是三年。三年后，医药站“竞争上岗”，裁员半数，母亲全票通过。

上岗成功后不久，母亲还是辞职了。她回忆说：那天大雨，仓库里潮湿阴寒，三辆依维柯堵在门口等待卸货。她手插口袋，在仓库屋檐下来回踱步，迟迟不前。然后，她就穿过那条长长的走道，经过自己的桌子，径直走进处长办公室。半小时后，她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里，收拾起玻璃杯、茶叶、以及没织完的毛衣，跨上自行车，驶出了那扇绣驳的铁门。

很多年后，我问起她关于辞职那天的情形。她说：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也不确定明天有没有钱花；但我知道，医药站微薄的工资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我必须跳出那个近乎停滞的圈子。为了养家，也为了我自己。辞职后，母亲重操旧业，租设店面，办了一张全新的工商经营执照，生意越做越广，生活也逐渐充裕。果然，她还是更适合经商。

去年，她开车路过那个国营医药站，正巧看见当年的老同事们，在雨里局促不安地等车。母亲离职后，医药站被集团收购，搬迁至开发区，工资依旧微薄。职工们每日清晨在老厂房前等待班车，傍晚再下班回城。其实我知道，当年母亲辞职时，女工们看待下海经商的同事，依旧是抱有“职工”的优越感，即便那已经是2006年。同样是为了家庭、为了生活，只不过她们当年选择了稳定安逸，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