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陈衡哲先生，是一场奇妙的偶遇：陪娃看电视剧《觉醒年代》，对胡适先生感兴趣，翻出家里的一本《胡适日记》，里面提到陈衡哲这个名字，当时对这个女性的名字还生出一点诧异，殊不知，不久，就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这本陈衡哲先生在百年前著的《西洋史-欧洲文明十二讲》。
读其书，如见其人，相见恨晚。
《西洋史》作为北大学生历史课的，其价值受到了社科院欧洲所前所长陈乐民充分肯定，他说：“如果把陈衡哲的这本书掌握了，他的课上不上都无所谓了。”
对历史教科书，我是一向不甚有太多好感的，甚至带有“偏见”，因为教科书大多是历史事件的简单陈列，所谓史观也是单一 的标准答案，这种“偏见”大都源于学生时期的应试后遗症吧。然而，陈衡哲先生的这本著作，娓娓道来，读起来如同读一部文学作品，甘之如饴。
原来，历史教科书还可以这样写，可以这样读。
陈衡哲先生是文学家写历史，她的写法是“史中有文，文中有史，夹叙夹议”，在历史叙述的文字中有文学的意味。读此书，有一种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美学享受。她在写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说 “奥托和他的承嗣人，此时须戴三个王冠了：一是日耳曼的王冠，一是意大利的王冠，一是罗马帝的王冠。 但这三个王冠，不免太重了一点，戴它们的人，未必就能安乐快活。 我们及后就知道了。 ”
读到这，我似乎能想见奥托和他的继承人“欲戴皇冠，难承其重”的尴尬与狼狈，一时没忍住，就笑出声了。
遇见陈衡哲先生另一个神奇之处在于，前段时间刚刚看过张宏杰老师的《简短中国史》，其强调一定要站在世界坐标史下，在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理解中国。无独有偶，陈衡哲先生的《西洋史》以东方视角、大历史视野讲西洋史。时隔百年，两位学者——陈衡哲先生与张宏杰老师——两部历史书，不同的主题，看似是相反的方向，实则异曲同工。
陈衡哲先生写做这部《西洋史》独特的，一方面摆脱了了以往西方人写西洋史的局限，脱离了西洋史家不自觉的成见，比如，在谈及西方的时候，她会直言不讳地说“亘中古之世，宗教不啻是欧洲人生唯一元素”；另一方面，让国人从熟悉的东方叙事的视角，公允、平等地与西方文明共鸣，为国人增加了关于西洋史的见识，也我们可以训练研究历史的方法。一如胡适先生所说：这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将两位大师两部历史书结合来看，读历史，千万不要忘了自身的局限性，不要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历史。在我们的侧面，有不同的历史呈现，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即是如此。历史一向就是迷雾重重，即使穿越回去，可能也未必看得懂真正的前因后果。但它的趣味也就在此，多维度看历史，可以无限制的挖掘新的东西。
在书的末尾的最后一章《欧洲与世界》，作者不自觉地透露出“全球化”的前景。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历史的重心点，已由欧洲本土渐渐移向世界，所以我们对于这时期中欧洲历史的注意点，也就侧重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了.......科学又是十九世纪时一切史迹的中心点，也即是欧史所以世界化的更远更深的原因。同时，因欧洲与世界关系的加密——交通便利及帝国主义的结果——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化，如民治主义等，也就无限止的输入了世界各国了，这也是助成欧史世界化的又一原因。
对生在百年前的半封闭的中国的作者来说，能有这样“全球化”视野的胸襟，已然是十分难得，这固然来自她渊博的学识积累，也来自她自身对人类的人文关怀。
读这本书，顺着每页的最左侧看下去，一列划线的竖行文字，简练地概括主题、时间和时间，好似这部书的主脉络，顺着它往下读，从上古史开始，进入中古史、近古史，各陈其事，又连贯如一、浑然一体。当你忘记具体某点时，不必一页页去寻觅，只需像查字典一样，顺着索引，一步步摸索至其中。像带着导图去旅行，更像有一位如庖丁的大师，奏刀豁然、莫不中音，一步步揭开这历史之谜。
陈衡哲显然是对整个西洋史乃至整个世界史了然于胸、洞若观火，不仅目无全牛、心中有道，更是精通于解牛之道、进乎技矣。 洋洋洒洒二十讲，读完莫不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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