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作品中的隐喻性与价值观探索———浅说《白鹿原》（一）

                                   

伟大作品中的隐喻性与价值观探索———浅说《白鹿原》（一）

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可以超越时代、跨越地域、从根本上触动人心，简言之，伟大的作品也许在某一时期不被人们认可或熟知，但它必然会对人性发出拷问，对世道做出回答。而这个回答，正是该作品的价值与灵魂所在。

作为一部当代小说里的优秀作品，《白鹿原》无疑是一部足以引起无数话题的作品。读完白鹿原，不免有些感慨。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这样一段对话--------

金庸：“您的白鹿原我看了两遍，您的胆子很大，为地主阶级翻案，放在50年代，您会被杀头！”

陈忠实：“查先生，您看懂了，他们（茅盾文学奖评委）没看懂。”

这是记者的回忆，据说是某次金庸与陈忠实相遇，金庸起身相迎，与陈忠实握手的后悄悄话。

也有人说《白鹿原》是一部具有民族史诗品格的作品，是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再现。我个人认为，除了语言与材料的翔实生动之外，这本书最值得关注的、也是最令人触动的是作者高妙的隐喻，更具体的来说，是作者将近乎逼真的现实主义描写与隐喻之间处理的恰如其分。

那么“隐喻”在该作品里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可以说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农耕文明的挽歌。何出此言呢？在作者眼里，农耕时代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而这本书所写的正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之下，古老的农耕文明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段痛苦的经历。在书中，作者从来都不吝惜笔墨描写各种农田劳作，如何耕田、如何收割，描写妇女们如何织布、如何烧火做饭------而这一切作者都以一种近乎是赞美诗的文笔在书写，细腻、恬淡而又深沉。 就连书中人物吃面的场景，写的也是满含虔诚。

满清的灭亡、辛亥革命的爆发、共产党的兴起，无一不是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结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会经历怎样的悲欢离合呢？可以从白嘉轩的七房女人说起······

小说开头这样写道：“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这里的关键词是“豪壮”与“七房女人”。豪壮是因为白嘉轩的一生几乎经历了几个时代的洗礼，而他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精神王国，这个精神王国实际上就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白鹿原精神”，可以说，小说的主要人物白嘉轩是这块土地的精神化身。正如小说写到的一样“他的腰杆子一直很硬”，当然，就是因为腰杆子太硬了，也注定要折，后来他的腰被黑娃打折之后“再也硬不起来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或者说寄托在主人翁白嘉轩身上的正是这种“腰杆子硬”的坚毅精神。这种寄托恰恰从“豪壮”这个似乎不起眼的词汇里流露了出来。

而“七房女人”中的前六房的离奇死亡在作者的笔下被赋予了一种神秘色彩，如果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作者想要隐喻的恰恰是民族复兴道路的艰难曲折，六房女人似乎对应着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第七房女人同样没有逃脱死亡的结局，但不同的是，在他活着的岁月里，给白嘉轩带来了希望，代表着一个不一样的时代，当然，这个时代尽管有太多的美好，也终将在历史的长河里成为过眼云烟。在这里，作者切实的表达出了自己的历史观和社会观，语言似乎很平淡，但思想却很深沉。从这个角度讲，将《白鹿原》看作是一部民族史诗似乎不但并不为过，反而名符其实。至于作者为什么将这样一句话写在开篇，其中的隐喻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再谈谈关于作品背后的真实性与价值观问题。既然说该作品是一部带有民族史诗品格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那么小说人物的原型自然是值得一探究竟的了，“历”是其真实叙述与还原，“诗”是其歌颂与向往。书中代表以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为基础、代表的关中文化的人物应当是朱先生了。

北宋大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是开启关学的名言，也被关学现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将其称作“横渠四句”，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朱先生的一生，也在身体力行着这句话。“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这是牛兆濂在42岁辛亥革命之际登临华山写就的《登华岳南峰极顶七绝》。作者将这样气势豪迈、意境高远的诗句安排在朱先生身上，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原来朱先生的人物原型就是蓝田县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作者在塑造朱先生这个人物时，几乎是全面的采用了有关牛兆濂的传闻故事和史料，并以这个人物的思想为主线，贯穿了《白鹿原》故事的始终。小说中朱先生的原型牛兆濂，生性恬淡，沉默寡言，虽然潜修理学，博学广闻，知晓天文地理，擅长逻辑推理，对事件的预见性很强。谁有个疑难之事相求于他，他都能用他的所学帮人排解，所以老百姓都称他为“圣人”，说他是神的化身“牛神仙”。牛兆濂一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德行乡里。现实生活中的牛兆廉除了修县志、办学堂、重视教育外，最为典型的表现是爱国和抗日。

朱先生死后，白嘉轩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好先生了”。是的，在作者的笔下，朱先生的人格是近乎完美的，这句话又何尝不是作者内心的独白呢。朱先生是作者精神世界里的一个理想人物，就像孔子对周公的崇敬一样，陈忠实一样崇敬着朱先生，在朱先生身上，作者寄托了理想。而朱先生（也就是最后一位关中大儒牛兆濂）的背后，恰恰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民族自身社会矛盾双中冲击下必将走向灭亡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末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悲叹。朱先生的离开，带走了一切关于作者对那样一种文明模式的美好憧憬，所以说《白鹿原》是一曲悲壮的挽歌。

于是《当代》杂志35周年荣誉作家颁奖词这样写到：

“传统中国的乡村基石在历史巨变中痛苦坍塌过程，既惨烈悲怆，又波澜壮阔。一曲时代挽歌，西北风一样苍凉；一副历史画卷，黄土地一般沧桑。一部现实主义经典，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当之无愧。”

据白鹿原的约稿者、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何启治先生描述：“陈忠实先生1988年开始创作《白鹿原》，1992年完稿，1993年初版，1998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挣扎？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创作时间跨度之长足以证明他的内心世界是及其矛盾的，换言之作者通过《白鹿原》所流露的价值观是丰富的、作品所含有的意识形态是不清晰的。这一点也就决定了该作品将会成为学术争议的对象和读者青睐的对象，关于《白鹿原》，我们将永远有话可说，书中人物也有很多值得研究、探讨。因为它不仅成为了作者死后垫枕的书，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