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些警察怎么这么坏啊?”看点映的时候电影院邻座的女孩子紧紧抓住旁边的男友叫了一声。这时候影片中周一围饰演的刑警为侦破一起贩卖假药案正在讯问一群特殊的嫌疑人。
按照刑法理论,在犯罪集团中起主要作用或积极参与者都构成共同犯罪。无疑,假药贩子和分销商都构成此案的共同犯罪。
即便他们都是一群社会毫无伤害、被生活逼入绝境的白血病患者。
那一年是2002年,成都的房子均价刚到2000,而一瓶欧美医药公司制造的特效药“格列宁”要价上万。吃药,家破人亡,断药,立刻就死。“领导,我不想死啊。”面对完全和“穷凶极恶”四个字毫不沾边的白血病病人的哀求,铁血刑警选择将他们全部释放。

(2)
这是徐峥主演的新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一幕。
和往常一样,徐峥依旧保持了经典的电影形象,市侩油腻中年男经历种种后重新发现自我的套路。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徐峥不再有城市中产的标备。他的初始状态被设置成走私壮阳药的小贩。
交不起房租、中年离异、打老婆、甚至快要丧失儿子的抚养权。就是这样屌丝到极限的人设,最后却成了一个为了救白血病人走私仿制药和政府与医药公司作对,最后亏钱还坐牢的救世主。

(3)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人只是自己行动的结果。
故事开始的第一推动来源于对利益的渴望似乎顺利成章。白血病人老吕找到徐峥,希望通过他的渠道走私仿制药。
一开始即便是面对药效化验报告和老吕许以的高额利润徐峥还是拒绝的。他知道,走私壮阳药和大规模走私仿制药那是两回事。
可后来面对孩子和房租的经济压力,经营惨淡的中年男还是妥协了。药买回来后,面对数十倍的差价市场很快就被打开,医药销售的核心团队呼之欲出,主角开始悉数登场。

(4)
在这个四人团队中,老吕、思慧、黄毛、牧师,其中老吕和思慧显然要更为关键。
老吕作为点子的提供者,说动了徐峥,并向徐峥推荐了思慧进而窜起团队。如果说老吕和徐峥是因为利益走到一起,那么思慧和徐峥的情感羁绊则更为微妙。
同样离异,独自带着小孩的思慧为了给孩子治病委身于风尘,她和徐峥可以说是心心相惜。
从某种角度来看,四人团队可以说各有指征。老吕代表了对利益的渴望,思慧作为女性代表了“责任和爱”,这两者是徐峥开始行动和最后升华的原动力。
而黄毛和刘牧师是整个患者群体的代表。黄毛代表了普罗大众善恶分明的朴素价值观和底层人民稗子般顽强的生命力。而刘牧师则是患者群体意识形态的抽象,徐峥在说服他时两次错误的引用了佛主的箴言,但刘牧师都没有反驳。
他明白,不管话是谁说的,人要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正义。
四人的结合本质上是利益、道德、公益和责任的结合,这也是徐峥在初期能够对抗医药公司和警察的根本原因。他们让敌人陷入了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5)
但毛主席早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小资产阶级”在革命面前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徐峥一面对底层充满共情,进而厌恶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医药公司)和机械的官僚(警察),一面又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面对职业的假药贩子张长林的威逼利诱时他最终解散了团队。而张长林的逻辑和医药公司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逻辑即“边界效益最大化”没有什么区别。
拿到渠道后,张长林很快涨了价,即便依然比正版药便宜一半,但还是让很多人家破人亡。人民的内部矛盾让警察很快摧毁了徐峥团队精心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
“没有人再护着他了”——老吕的语气中透露出几许悲凉和惋惜。

(6)前方高能!!!!非战斗人员可选择略过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人的存在是一种“被抛”入世间的“此在”状态。
所有人都将逐渐脱离本真状态走入泯然众人矣的“常人”状态,在闲谈、好奇、两可之中“沉沦”。
法国哲学家萨特进一步提出“存在先于本质”,人性无善无恶人性本是空。人也不是神的造物,我们是一种被我们自己的后天选择造就的东西。
电影中,徐峥拿了张长林的300万并向假药贩子张长林让出渠道开起了纺织厂,过上了“一个月纯利就是几十万”的看似成功的生活。然后这份成功的背后却有着许多外人看不到的妥协和无奈,最后是老吕的死促使徐峥完成了精神上的升华。

(7)
“勇哥,你一个月要亏几十万啊”,“没事,就当还他们了。”
当徐峥再次找到印度仿制药公司的老板时,他已经通过自己的选择重塑了自己,完成了人性的跨越。
在炎热潮湿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印度街道上徐峥与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毗湿奴不期而遇,这时故事中的“程勇”也许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正如片名所说,“他不是药神”。
同时也不是假药贩子张长林想要扮演的宗教意义上的旧神,更不是医药公司所代表的科技新神,因为不管是旧神还是新神都不过是披上神的外衣鱼肉百姓而已。
而真正高贵的并不是神,真正高贵的是人类自身,是我们遵循内心做出的选择,是我们本着良知做出的行动。
人啊!我们原本是如此卑微和庸常的存在,可我们也可以是比神更加高贵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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