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宅

闭上眼，老宅坍塌的土墙和断壁残垣的凄凉，遍地杂草枝枝蔓蔓，张牙舞爪的刺条和肆意横斜的灌木全在我脑海里肆意张狂，一片极不友好的荒芜……每次走过老宅，仿佛从脚底冒出丝丝凉气直窜脊背。

这片老宅，虽然是土木结构，每一寸土都倾注了我父母的心血与汗水。至今忆及，总免不了一声叹息。

在我十岁之前，我们姊妹八个带父母整整十口人，住在一间正房带几间厢房里。厢房开间和进水都很小，不仅拥挤不堪，而且极为破烂。每临雨季，屋外大下，屋里小下。为了重新盖房子，我记不清一家人煎熬过多少苦日子。

小时候，我和小哥睡的小柴床与父母的床之间只隔着一个木头柜子。那是母亲出嫁时我外爷亲手给她做的嫁妆。柜子里头上下有好几层，柜门上雕着花儿。记忆里那柜子比我个头高出很多。柜子上头总是放着一个黑釉小罐，里面装着半罐红砂糖，罐口上放着一本红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我偶尔会在晚上睡觉前站上床头把手伸进罐里捏一点红砂糖放进嘴里。

父亲经常是在半夜里睡醒了就坐起来点亮煤油灯，倚在床头抽旱烟。他时而咳几声，时而咕咕哝哝地说着话。当然不是聊啥大事，无非是种地的事，娃们上学与干农活两兼顾的事，在哪儿找块地盖几间房子，最重要是估摸着先要攒够多少粮食才敢把盖房子的念想付诸行动。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的烟抽好了，打着哈欠，把铜烟袋锅子在床帮上“嗒嗒”磕几下，便又吹熄了灯躺下。

那时候村里盖房都是叫工，也就是找村民来帮忙，一天只管三餐饭就行，不像现在都要付工钱。当然，那时候帮忙也是相互的。乐于给别家帮工的人家才容易叫工。

在攒够了粮食和香油的那年，父亲把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请到家里吃了顿饭。好酒好菜招待，吃饭间免不了几番讨论斟酌，吃过饭后，干部们给指了一块沙土地。那片地土壤不肥沃也不怎么长庄稼，大多时候是生产队里种高粱。高粱种子撒在地里，爱长不长，望天收。这块地在我们老房子斜对面，中间隔着一条小溪。就好比是从拥挤的人群中一跃而起，纵身跳到人群之外，孤身站立着回望人群。孤零零也好，好歹不再为房前屋后鸡零狗碎的事与邻居扯皮。我儿时的记忆里，与左邻右舍为鸡毛蒜皮争吵甚至打架的事都很常见。比如谁家的鸡去谁家门口啄食吃了，谁家的猪去谁家猪槽里抢吃了一口稠的，谁家的狗去谁家屋檐下的鸡窝里偷吃了一个鸡蛋等等，早就烦透了。若能盖一排宽宽敞敞独门独户的房子，这是我们一家人梦寐以求的事。所以，当我们小兄妹几个一连吃了好多天煮红薯或红薯面糊糊，可怜兮兮地央求母亲擀一顿白面条，母亲总是以攒着粮食盖房子来安抚我们。而我们小的兄妹几个也总是甘心情愿被如此安抚。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在一个事先看好的日子里动工盖房了。先是用石头打地基，我们那里遍地都是石头，不缺这个。地基打好后才用黄土起干打垒土墙。每天来帮忙的人都是头天就请好了的。我们一家十口人除了最小的妹妹外，其余九人全都上阵了。母亲带着姐姐们做一天三顿饭，父亲带着大哥二哥挑土上墙，我和小哥用镢头挖土，或用铁掀往筐子里装土。干打垒土墙是一门技术活。地基打好之后，用两根短木杠横在地基上，把两短两长四块一尺多宽木板围成的长方形木框架在两根木杠上，放稳当垫平实并且用绳子摽牢固之后，再往木框里填黄土。黄土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木框两头各有一人，手执长柄大木头锤子，边填土边用力夯，一人一锤，轮番使力，一层一层把土夯实。待木框里土填满也夯瓷实了，就松掉绳子把木框子取下来往前挪一步，接着再填下一框土。古人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如此一框一框地装土，一锤一锤地夯瓷实，一排房子垒起来，要用掉很多黄土，幸亏这屋基周边都是黄土地，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第一次就这样盖起来四间土房子。干打垒起墙很是浩繁，大约持续了半个月时间墙起来了。檁子椽子和瓦都要从原来的老房子里挪过来用，不够的部分才是去生产队的树林子里弄回来。这是在动工之前早就计算好了也准备到位了的。然而，拆掉老房子等待住进新房子的过程却很艰难。突然下起雨的时候，别说我们一家人晚上睡觉要淋雨，就是在白天一群帮工的吃饭都比较麻烦。然而，一想到马上就能住进宽敞的新房子，过程的艰辛都欣然克服了。

这一排四间房子盖起来之后，仅仅隔了两年，父亲又决定要再续着盖两间。因为这个时候生产队里的土地已承包到户了，粮食和香油都不缺。父母亲的勤奋在方圆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何况是自己种粮食自己吃，一下子激发出了巨大的种地积极性，队里分的土地不够种就在熟地周边开荒拓土。那些年我们兄弟四个虽然都在上学，周末和假期却都是准劳动力。跟着父亲开荒拓土像抢占公共资源一样，生怕动手迟了行动慢了被别人抢占了。有时候我们自己发现熟地周边有块草坪，无需父亲指挥，我们就不声不响地去挖开了，把刨出来的石头垒到周边，以示此地有主。自从土地承包到户，我们家的粮食不仅吃不完，还有多的卖给粮站换成钱。所以，在父亲决定挨着四间房子再盖两间的时候，全家人一致同意。但是，除了石头和黄土之外，其它所有的建房材料都得准备。好在父亲是村里手艺极好的泥瓦匠，从选土、挑土、和泥到泥巴上垛，再一片一片划下来，经过父亲的双手拍打制成泥瓦，晒干之后又装窑烧出来。这两间房耗费了我们非常多的功夫。就像电影《隐入尘烟》里面的片段，有时候半夜突然下起雨，我们全家人迅速爬起来把院子里还没干透的泥瓦片收起来码成一堆再用塑料布盖好。烧瓦的窑是在稻场边新挖的。烧窑用的柴，每一捆都是我们一家人去很远的野坡上割了盘回来的。队里分到户的树林子非常有限，做饭烧灶都不够用。盖这两间房，除了手工做瓦这个环节我不会，其它所有环节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全程参与。其中艰辛自不待言。

父母亲之所以决心盖起一排六间房子，最朴素的愿望是四个儿子大了都要娶媳妇成家。虽然是土墙，但有一排宽宽敞敞的房子，门前是宽宽敞敞的院子，在那个年代的乡下，看起来并不寒碜。每年到了收麦收稻的季节，父亲把石滚子套上牛在院子里转几圈把地面压平压瓷实，就成打谷场了。说实话，这一排房子带宽敞的院子，在那个时候确实眼气了不少村民。

愿望终归是愿望。事实上，父母没能看到他们的四个儿子在这些土房子里娶媳妇成家，乃至分到其中的某一间另立门户。在八十年代中期，只有我家大哥是在这房子里娶了我大嫂子。但因为大哥八十年代初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常年在外地教书，并没有长期住家里。我二哥是在大哥娶亲之前，奉父亲之命去找在城郊中学教书的大哥拿钱给没进门的大嫂买彩礼，他在转回时为节省两块多的车票钱而爬上往乡里运化肥的大卡车车顶，途中遇雨且路面颠簸被摔下车而身故。那年，二哥虚岁二十。

二哥的意外身亡，对于我们全家人都是很大的打击。虽然他对读书兴趣不大，却是父亲的坚实臂膀，也是母亲的暖心儿子。有他在的时候，父母的地里活要轻松许多。

从那年起，我和小哥就随大哥去了城郊中学念书，接着又来省城读书，然后兄弟各分散各自参加工作。我们辛苦盖起来的那一排宽敞的房子也只是在放长假的时候才回去住几天。一年到头，最热闹的当属过春节期间。一家人都回去了，村里人或亲戚朋友，时不时总有人到家里串串门，唠唠家常。最是除夕和元宵节的烟花，腾空而起，一道道亮光，一束束惊艳，一声声惊诧，引来村里孩子们一阵阵尖叫。

然而，绚烂过后，终归沉寂于黑暗。97年正月初八，父亲癌症去世了。仿佛这一排宽敞的房子轰然坍塌。从那年起，承包到户的土地就没再耕种了。兄弟姊妹都各自成家，平时都不在家吃饭，仓里的余粮够母亲吃很久的。而且此后几年，我们担心母亲一人在家不安全，鼓励她随意到儿女家生活，尽量不要一个人孤零零待在家。然而，在2009年夏天，母亲也走了。没了母亲的这个家就彻底散了，兄弟姊妹各自生活着忙碌着，平时像亲戚一样极少见面，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聚在一起吃顿饭。

这排没人居住没人光顾的房子孤零零地静默在风雨中。漏雨了，没人知，没人管；成群的老鼠把地基掏空了，没人知，没人管。终于有一天，土打的墙被雨水冲涮到站不住的时候，便不管不顾不想不念无牵无挂地躺下了。犹如我的父亲母亲，撇下他们的女儿，杳然去了另一个世界。

其实，我是从母亲离开那年起，就没再跨进过那道门槛。虽然每年至少回去一次给父母上坟烧纸钱，完了之后都会从门前走过。每回都是默默地看看房前屋后，以及房前屋后的每一棵树。我曾攀爬过的杏树桃树和柿子树，不晓得它们是否还记得我的体重和体温。脚下的土地一定记得，磨房里的磨盘，稻场边的磨刀石，喂猪吃食的石槽，一定都还记得我。

一年又一年，回去给亡故的家人亲人送纸钱；一年又一年，我默默地从老宅走过。眼看着我们曾经栽下的树都长高了长粗了，眼看着我们亲手夯起来的土墙又一点点矮下去，终成残壁断垣。不晓得是路过的鸟儿们自作主张捎带了种子，还是风送去了种子，不知不觉间院子里杂草疯长，灌木丛生。茅厕旁边，二哥生前栽下的核桃树一边流泪流血抵抗着上上下下数不清的害虫啃噬，一边默默而无奈地看着六月的果实被成群结队的松鼠搬走。牛圈旁边，小哥多年前栽下的樱桃树，已被泡桐树和竹林包裹得严严实实，晒不到阳光，也极难再结樱桃。稻场边一棵笔直的楸树长得又高又粗，大哥十年曾说将来要用做棺木的，现在却没办法把树放倒运出山沟。山还是那山，路已不成路。我们曾在没有路的山坡上踩出来的路，因为我们的长久离开而又还原成荒山。

岁月在流淌，老宅在荒芜。二者都没办法阻止。岁月流淌着我老去的步履，而荒芜的老宅却成了我心底难以言说的隐隐之疼。老宅的每一寸土地都印记着我的成长，记录着我们十口之家的欢声笑语。而今，父母兄弟十之有五早已阴阳两隔。曾经的一切，只能在记忆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