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根

在我看来，我们家族的傻似乎是有根的。

据说，我的祖母就是个傻乎乎的人。她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多，只是从老一辈的口述中略略有点影子。六零年大饥荒，为了保命，村民们想方设法搞吃的，别人偷偷摸摸总不会被发现，祖母却因偷拿村集体的苕根被抓住，挨了打。为了填饱肚子，她甚至和一双儿女争食。这样一个傻里傻气的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显然毫无胜算。祖母和姑妈双双饿死。祖母姓唐，全名父亲也不曾记得。她死后，用破席一裹就近埋在了一处荒地。她一生唯一的荣光是在她死后的多年，我和妹妹先后跳出“农门”时，有人说她的埋葬之地是块风水宝地。

祖父也是憨憨的。大跃进时代，大炼钢铁，他响应号召去西昌当伐木工，扔下傻妻幼子，致妻女饿死是他干过的最大的傻事。西昌之行，他带回一些花椒在镇上售卖，销路甚好。二爷便让他带了本钱，返回西昌再买一些回来，火车上遇了扒手，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此错失。相较于此，他后来干过的傻事都算不得什么了。当了村保管员，社员偷拿花生，他不吱声，却把年幼的父亲上山打的一篓柴薪以村集体的名义给没收了，这使得父亲至今仍耿耿于怀。

祖辈的傻大多是听人言说的，无从考证，但父亲的傻，很多都是我亲眼见证的。父亲大抵算个读书人，七十年代能读高中的人必须得有一点傻劲儿。别人忙着挣工分，他却要把自留地里的辣椒摘了换钱交学费。可基本上读书对他没有任何用处，除了差点儿入党，除了差点儿去教书，除了可以帮村民记记账，跑跑腿。他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给我和妹妹起，我们的名字都是文盲母亲草草起的。

几户人家一起卖豆子，父亲管钱管账，回来的路上被扒手收了个精光，是母亲痛哭着用自家的钱弥补的。村里安电灯，因为他有文化，上下奔走，自家屋里的电线却迟迟不能牵到；农忙放水，他和村民们沿沟巡视，彻夜未归，可自家田里的水总是最后放到的。为此，他没少挨母亲训，说他太老实，说他没村里其他男人那样聪明，有主见。

父亲也曾有过雄心，想过创业。他想买榨油机，想开五金店，但均被母亲阻止，说他这样的老实人做生意恐怕要衣服裤子都亏掉，所以他傻乎乎地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至于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干过不少傻事。记忆最深的是：一年秋收，大个大个的玉米棒子摆在院坝中晒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进门乞讨，我将玉米棒子捡了好几个塞进他的布袋子里。母亲回来后，一阵痛骂。

兴许是听母亲骂父亲“老实”听多了，我打小就告诉自己不要像父亲那样傻，可这种家族式的傻真的是有根的，我依然没能逃脱傻子的宿命。跟父亲一样，我虽然也读过一些书，但几乎都是靠的一股傻劲儿。那时的知识比较死板，不管懂没懂，死记硬背也能有个不错的成绩。我也从不争辩，老师讲的就是真理，一股脑儿地接受，所以深得老师喜爱。加之，九十年代的打工潮吸引了许多敢拼敢创的青少年南下挣钱。所以当别人开始挣钱的时候，我花着父母的血汗钱傻傻地念书。我比父亲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个需要读书人的时代，毕业后有一份微薄却稳定的工作。尽管花了二十多年，工资才从二百三拾块涨到三千八百块，但我却傻傻地呆着不愿离开。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为了生存，我坚守着两条原则：人人都争着做的事，我不做；能挣大钱，获大利的事，我不做。因为我深知，自已并不聪明。

儿子，渐渐长大，令我忧虑的是，他也继承了家族的这份傻气。在我上班的学校读了六年的书，学校说不能去路边摊买零食吃。他只是在临近小学毕业的一年里，才颤微微地跟我说：“爸爸，那小吃摊的葱油饼真的好香，我想吃一个。”我没有阻止，心想这傻儿子，今后可怎么办哟。儿子的时代，与我的时代又完全不同了。在人人都追求知识的时代里，为了挑选精英，知识越来越灵活，考题就像“弯弯肠子”，早已不是踏踏实实的傻子所能胜任的。

我很想知道，这种划地为牢的傻是不是一种基因。带着这样一种基因的家族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