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修史书这件事，就绕不开第一个有意干涉史学家修史书的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你掏出来让朕看看啊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太宗想看记录帝王言行的《起居注》，当时负责记录起居注的也是贞观名臣叫褚遂良。
他对皇帝的要求不闻不问，严词拒绝！
太宗一看，连忙问：我的过失也要记吗？
褚遂良不卑不亢，斩钉截铁的说：“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太宗扶额叹息之余，不免脸色难看，谁知另一个史官刘洎还来打助攻，说：
假如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亦皆记之”。
太宗一听，为史官之节操肃然起敬！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观史书，看见玄武门之变的记录中，“语多微文”多有掩饰！
于是对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说：
玄武门之变为安社稷，利百姓，无需隐讳。
唐太宗之重视修史书，由此可见，可是真相真如此，其实我是抱有疑问的！
不过，在唐太宗治下，唐朝完成了中国二十四史中的前“八史”也算对历史学的贡献吧！
至少玄武门之变，还真实的记录在历史书中，这就算唐太宗的开明之处，要不完全可以消去不记！
而这中国史学家之精神从何而来，则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之前！
公元前607年，当时晋国国君晋灵公昏聩无道，卿相赵盾屡次劝诫之！
可是晋灵公依然顾我，不仅如此，还下令要杀赵盾，无奈的赵盾逃亡外地，后听闻自己弟弟赵穿居然杀了晋灵公，于是立刻返回国都！
并顺势立了新的国王也就是晋成公，赵盾也因为拥立之功成了正卿主持国政！
而当时的晋国史官董狐才叫厉害，在史书上直接写到！
“赵盾弑其君。”
赵盾一看，也慌了，于是对董狐说这不是自己本意！
董狐刚正不啊，说道：“你官居正卿，出逃没有离开国境，还都更没有查办凶手，所以要承担弑君的罪名。”
赵盾无奈，只能任其如此！
后来孔子听闻此事都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并说赵盾也是“良大夫”。
而这样的事迹在史书上多尤其事！
公元前548年，齐国内乱，权臣崔杼杀齐庄公，立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一时专权无比！
当时的齐国太史令看着这样的情况，毅然在史书上写道：“崔杼弑其君。”
崔杼非大丈夫，反而比较小心眼，悍然杀了齐国太史令！
可是古代史官这一职位是家传世袭，杀了一个太史令，后续的还是他们家人，于是这齐国太史令的两个弟弟依然故我！
恼羞成怒的崔杼就继续杀人，最后齐国太史令家三兄弟都被杀了，换到第四任的时候，史官的职责让第四任太史令依然如此写！
崔杼终于害怕了，他可以杀光史官却堵不住所有人，无奈的他只能听之任之！
这个故事记录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
由此开始史官“身膏斧钺”的事迹，秉笔直书的壮举，被誉为后世史官的典范。
无数史官以此为自己的行事准则！
当然史官修史，往往会有个人感情色彩在内，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史书，直接结果就是会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
比如《史记》的编撰者司马迁就是如此，他在书中对项羽的描述就多有溢美之词，这溢美辞藻其实并不符合当时汉朝的主流看法！
后续对李陵事件的记述也是如此，算是主观评价历史，并抒发感情的案列！
这让司马迁名声鹊起，可是也有史学家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广受诟病。
陈寿编撰的《三国志》，让他获得了“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美誉！
但是背后却有不少故事，比如为人立传而向当事人子弟索要贿赂的行径也广为人知.
根据《晋书·陈寿传》记载，当时的丁仪和丁廙按照常规，是可以单独立传的，可是陈寿偏偏不，还在著述《三国志》时候，对丁仪和丁廙的后人说：“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
这丁家后人不知是穷还是有骨气，就是没送礼，最后陈寿也干脆，不给钱对吧，你家祖先就没传记了。
至于说马谡坏话的事情，那原因更简单，因为陈寿父亲，当年是马谡的参军，马谡因为失街亭被杀，陈寿的父亲也因此被判割法之刑。
“亦坐被髡”。
在想想马谡在《三国志》中的记载，如此不堪，这背后就了然如胸了！
至于其后无数修史书过程，好恶不论，大抵都能保有初心，那就是史学之真相
虽也多有因权贵影响的失真之言，但与历史学家而言，往往会被作者以春秋笔法还原真相！
正所谓公理自在人心，可是到了清朝则事情就完全变味了，在文字狱高压，还有长久的编撰时间内，《明史》成中国最异类的正史。
文笔之佳成历代之最，而内容之秽也成历代之最。（明史修了一百年，后金几乎坏话没有）
其中毁书无数，关于清朝前身后金的言论几乎全部与真相不符合，也算是开了历史之先河，无数史学家专门研究明史，以求正本清源！
由史观之，唐太宗虽对史书也有影响，但依然忠实记录自己囚父杀兄的玄武门之变。
赵盾虽用刑法连杀史官，但依然难抵天下悠悠之口，最后任其直书己罪。
历代史官虽有个人好恶，但依然秉持公正清明之态度！
除了被广泛诟病的《明史》之外，其实史书，还是饱含了正义公道和人心的！
修史如做人，能被掩盖的终究会被找到真相，罪恶是藏不住的，人心是蒙逼不了的。
就让我们静观《清史》之出炉吧。
参考书目：《战国策》《史记》《晋书-陈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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