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童年（1）少年愁

“我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一、二、三、四！”

“打倒叛徒康守益！”

“打倒黑五类！”

“紧跟舵手毛主席！”……

这是1973年6月的一个下午，顶烈日，战高温，一长串串红卫兵和红小兵战士，在黄集公社革命委员会同志的带领下，正在举行一次全乡性的游行批斗活动。

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高亢雄壮的革命歌曲，富有节奏地高呼着口号，行进在汪娘河畔康王大队弯曲的村庄小道上。

被斗者正是我的爸爸，姓康，名讳，守益。解放前后，爸爸曾先后担任过中共淮宝县县委委员、黄集区民兵中队指导员、新四军连队指导员。当时，爸爸是黄集公社党委副书记、康王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古铜色的脸，高高的个子，身杆粗壮而挺直。爸爸当时年龄虽然只有四十出头，但是却满头竖立着短而粗壮的花白的头发。

爸爸之所以被批斗，据说他曾经违抗过上级的命令。1946年冬天，在爸爸带领新四军连队北上途中，爸爸得知留在地方坚持武装斗争的爷爷和一些其他同志被还乡团抓捕后杀害了。闻听噩耗，爸爸与一些不赞同北上的同志经请示离开了北上的队伍，回到了地方上，顶替了爷爷生前的职务，组织当地民兵就地打游击。

我的爷爷人称康百万，是本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传说，爷爷很早就入了党，在闹红军和抗日战争期间，爷爷就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了淮宝根据地后，爷爷奉命还乡，曾经担任过共产党黄集区副区长、康王村党支部书记，根据当时地下工作的需要，爷爷的表面身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新四军北撤时，爷爷根据上级党组织安排，组织了地方武装在当地坚持斗争，与还乡团展开了殊死搏斗。1946年腊月的某天深夜，由于同村富农张老二的告密，爷爷被偷袭的还乡团捕获了，并于次日凌晨被还乡团残酷杀害。

因为爸爸的那次离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爸爸便被别有用心的人挖了出来，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现在，爸爸的头上戴着由康王小学王校长等人，用硬纸箱特地为他糊就的高高的黑帽子，他的脖子上吊着一块用柳树板钉制的小黑板，十几斤重，上面用白漆写着他的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叉。

爸爸对挨批斗当然很不服，他时不时奋力地挣扎一下，他想高昂起头颅，但一次次都被揪斗者强行摁了下去。王校长特意安排的那几个造反派勇士对爸爸的举动更是异常气愤，他们动不动就向爸爸抡起革命的铁拳头，爸爸的嘴角两边都挂着血线。

我和哥哥随着全校师生也被迫加入了这次游行活动，我们的红领巾早已被王校长叫人下掉了，由于我们始终不肯呼喊批斗爸爸的口号，因而被好心的李老师安排在了游行队伍的队尾。

见爸爸被别人折磨，我虽小，但也懂得难过，知道忧愁。不仅如此，在我幼小的心田里，还早早地就埋下了一个个让我难以解开的心结。

自打我一出生起，我的家里就屡遭不幸，尤其是爸爸。我出生不久，爸爸就被从县内降职调到了公社，进而又从公社下放到了村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爸爸又被打成了反革命“叛徒”。因此，我常常被无恶意的村民们拿来议论，说我有“克父”的命。

除此以外，我一生下来就多灾多难，体弱多病，一家人为了给我买药看病，省吃俭用，受尽了我的牵累。

由于我一出生就体虚，身子单薄，直到七岁，我才能够上半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八岁才有机会上一年级。

也许是受苦的孩子早懂事吧，自入学以来，我就能同哥哥一样品学兼优。在学校里，我们不奢望能够得到学校什么“五好生”的表彰，我们只愿能够因此受到学校给予的一些不应有的小小的宽待。

但是苍天并不因为我和哥哥的乖巧和聪慧而对我们一家人有所眷顾，到了我上三年级的那年春天，生性耿直、性情刚烈的爸爸，难以忍受一次次对他的频繁批斗，终究抑郁成疾，患了食管癌。

为了给爸爸治病，我们变卖了家中一切能够卖掉的东西，借遍了一切能够借到钱的亲友。为了挣工分和照看爸爸，妈妈没日没夜地劳累，由于妈妈本来体质也不好，再加上长期地缺衣少食，因此不久妈妈也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瘫痪在床，失去了继续下地劳动的能力。

从此，刚满十岁的我与仅比我大四岁的哥哥，被迫挑起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重担。为生计所迫，我们不得不利用放学和放假的时间下河去摸鱼摸虾，下地去拼命地割草挣工分，以此来勉强维持我们一家人艰难的日常生活。

由于缺少营养，爸爸不久就骨瘦如柴了，但他仍然常常拖着羸弱的身子，努力地想为家里尽一些责任。他硬撑着身子，为我们做饭，帮我们照看妈妈，到了晚上，他常常用自己干枯的双手来抚摸我瘦小的身体，他多想魔术般地抚抹去降落在我身上的种种不幸啊！

到了1975年的夏季，麦子开始收了，爸爸的病经过一次次的化疗和他自己苦苦地挣扎，也总算有了一些好转，爸爸的那些冤情经过他和妈妈上百次的申诉，通过上级反反复复、层层级级、拖来拖去的一次次审查，也总算有了一些转机，这些对于一向少有欢乐的我们一家，无疑是双喜临门。

然而，事有蹊跷，灾难又一次悄悄地降临到了我的家门。

那是麦收时节的一天中午，我和哥哥午饭一丢碗，就赶着去社场上的牛栏里抢牛放。这个时节，除了孩子，生产队里的男男女女都在社场上或地里忙着收麦子，找活儿干。爸爸因为自己的病情有了好转，冤案又有了眉目，他在家里自然也就呆不住了，他也慢慢地踱到了社场上去看打场。

天有不测风云，午饭后大约个把小时，好端端的艳阳天，忽然刮起了大风，转眼间就推来了一大遍乌云，打起了雷电。眼看着天就要下雨了，哥哥让我骑着毛驴，先跑回去躲雨，他挑着草担子，牵着水牛在后面走。

哥哥把我放到驴背上，我趴下身子一动也不敢动，眼看就要到生产队的社场了，然而这时候驴的前蹄偏偏踏进了一个不显眼的洼坑里，我一下子从驴头上摔了下来，头碰巧栽在了一颗冒出地面的砂礓上，戳开了一个洞，顿时血流满面，晕了过去。

爸爸听到别人赶过去救助我的喊声，他也拼力地跑了过去。那一跑，使爸爸化疗后本来就很脆嫩的食管一下子破裂了，没有几天，爸爸就拉着我的手，带着说不尽的牵挂，离开了他万分留恋和不舍的世界。

幼小的我，怎么也解不开那一个个令家庭愁思不解的死结，家庭的种种不幸，外人对我命运的无恶意的评述，痛失慈父的罪责，时时吞噬着我幼小的心灵，我因此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再也不愿意向任何人吐露自己的心语。

然而，那颗幼小的心灵，又是多么渴望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爱护，内藏心底的感情荒漠又是多么需要爱雨的滋润啊！

涛涛东逝的汪娘河水呵，你溶入了那个少年多少愁畅的泪，能不能也带走他胸中郁积的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