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永生！

老家乡下把生日叫做生期。把过生日称为祝生。做生，一般是晚辈给长辈祝生。在乡下，只有上了一定年纪的长辈或老人才有资格过祝生。因此，祝生的实质也就是祝寿。只有生才有寿。祝生与祝寿一脉相承，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由此可见，祝生不是祝寿的一个民间叫法，而是祝寿的根本——生命、生长、生活。

在乡下，凡有人家老人长辈的生期到了，一般都要举办祝生仪式：放鞭炮，吃团圆饭。这天不仅远亲近戚要来，分家另过的儿女也要回来向父母长辈敬献孝心。这一天不仅是一个特殊喜庆的子，也是未来的女婿儿媳妇拜见长辈的最佳时期。

　　在我们家，当然只有爸爸妈妈（主要是我爸）有资格过祝生。儿时在乡下生活，除了盼大年之外，最盼的就是爸的生期了。虽然多年以来我一直不能清楚地记得爸爸的具体生日。但奇怪的是我家的远亲近戚和哥嫂们却都能记得。到了这天，分家另过的哥嫂回来了，一些亲戚们也从五里十里甚至二十里外的地方带着礼物和鞭炮上门来给父亲祝生。

　　下学归来，见有亲戚到我家走人户。我总要瞅个机会偷偷地翻找他（她）们送来的礼物。其实，所谓礼物不过是两把挂面、一斤刀菜（大肉）或是两斤粉条、一封糖果、饼干外加一饼鞭炮。当然也有送自家养的母鸡下的鸡蛋。而我翻找的主要对象是鞭炮。只有鞭炮才能传导祝生的信号，通过鞭炮我才能确定今天是不是我爸的生日，也才能做出决定是告诉要好的伙伴我家有亲戚来给我爸祝生。

　　客人来了，大人忙着招待，小孩子家淘个气、犯个小错也不会受到责骂。何况要放炮仗，还有好的吃喝。这真是长辈添寿、小孩过节。

　　锅里炖着土鸡，香味被晚风送出很远。花生米、豆腐干、腊肉熬粉条。妈妈把平日舍不得吃的都端了出来。开席前，祝生才正式开始，亲戚们送来的鞭炮缠在一根长竹竿上，高高挑起。举杆的举杆，找火的找火，鞭炮的引线燃着了滋滋作响。

　得到消息的小伙伴这时也早围拢了来，胆大的躲在举杆者身后，胆小的见引线滋滋冒火星，滋溜一下窜到了墙角门后。在喜庆的祝生鞭炮声中，寿宴开始。而小伙伴们便已为争抢燃掉的鞭炮闹成一团了。

　　大人笑得开心，孩子玩得尽兴。一户人家的祝生仪式能让一个村子欢腾热闹起来。贫寒的乡村生活也变得充满生机和无限希望。

　　壶里的高梁洒见底了，桌上的菜也吃得只剩下空盘，月亮已升入中天。洒宴撤去。父亲在月光下和亲戚们话家常，摆龙门阵，讨论修房置地商量儿女亲事，常常是谈到深夜方睡。

　　父亲生于1926年，解放前就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文革时，父亲被打成中右分子下放农村劳动，受尽了折磨和人世间的不公正待遇。因为父亲和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我们家一直备受歧视，但亲戚们并未因此而疏远我们，反而更加敬重父亲，每年都要来给父亲祝生。

　　第二天早饭后，亲戚们照例要告辞回家，母亲总要一一挽留，亲戚们也总能找出一些诸如：猪没人喂、农活没干完，孩子上学没人做饭需要及早返回的理由。但母亲总能留住一两个娘家最亲的亲戚多住两天，使我们倍感亲情的温馨和留恋这有情和人间。

　　初二那年的下学期，亲戚们又来给父亲祝生。由于长年的劳累，父亲病倒了。那天晚上喝了点酒的父亲和衣躺在床上，亲戚们围坐在床前谈话。我听到父亲正在说我，便在一侧凝神偷听。父亲说起家中几个孩子都是初中毕业生，有的已成家了，有的在外做手艺。只有最小的一个儿子还在上学。他说要将我一直供下去，直到把我送进大学……

　　不知病中的父亲为什么要在这个令人伤感的生期，当着众多亲戚的面说出这些话？我只记得当时听得我满心酸楚万般惭愧，眼泪忍都忍不住。我赶紧跑了出去擦拭这不争气的泪水。我对不住父亲！在学校不好好用功，旷课，逃学，打架，成绩一落千丈……

　　那次祝生偷听父亲的谈话后，当时我暗下决心痛改前非努力学习。但是我已是船到江心补漏迟，我最终未能如父亲所愿一直读下去。初中毕业后，父亲要我复读升高中，我坚持要按自己的意愿外出学艺。那时改革开放之风乍起，村里的伙伴们大多小学毕业就都外出务工去了。我也早按捺不住这颗燥动的心，先是跑到广元，后又回乡参军去了兰州。

　　1990年春末，父亲的病更重了，住进了县城医院。迷迷糊糊中父亲不住念叨我的名字。陪护的姐姐哭喊着：爸爸，我去打个电报，叫成林回来吧！

　　闻听此言，父亲顿时清醒过来，伸出瘦硬的大手艰难地喝斥：不要，不要叫他回来……

　　退伍回乡，估摸父亲的生期到了。我买了礼物和鞭炮，打算亲自给父亲做一次祝生。一堆新坟模糊了我的泪眼。父亲去了！辛劳一生连一张照片也未留下。在他的遗物中我翻拣出一张身份证，我默默诵读：姓名李正明出生1926年11月10日这是父亲的生期。

父亲，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