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1）（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是1997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的黄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著作。历来学术界对于黄先生的书及其大历史观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撇开这些不谈，个人觉得阅读黄先生的这本书会让人感悟颇深。正如先生自序中提到的，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綖，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些历史人物的悲剧，断非个人原因能得以解释，可以说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在看完《万历十五年》之后，我对于书中关于张居正的章节感触尤深，所以就只从书中对张居正一人的具体评论谈谈自己的看法。
明朝万历十五年，亦即1587年，这一年是24岁的万历皇帝登基的第15个年头，元辅张居正去世的5周年。《礼记·中庸》中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我们的首辅张居正也不可避免地落得“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境地。在在1582年，张居正刚过世不久，当皇帝本人还没有对过去的种种彻底了解的时候，朝廷里的摆钟已经摆到了有利于反张派的一边。随后反张的政治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居正在死后被清算，褫夺封号、抄没家产，直到1584年阳历9月，万历皇帝正式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污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张冯集团的相关人等也被一一清算。冯保以十二大罪终身软禁于南京孝陵。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戚继光也因为与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皇帝。为什么会出现张居正的悲剧？下面黄先生在书中涉及的做不全面的概括。
一、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政治
黄先生提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害。首辅张居正当然也并不例外。“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他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些都是由趋奉他的佞幸呈送的。得悉了此项新闻，万历又感到十分伤心。这十年来，他身居九五之尊，但是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子上等待有钱以后再行兑现;他的外祖父因为收入不足，被迫以揽纳公家物品牟利而被当众申饬。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在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下，官员们只能以极度节俭的原则要求自己。海瑞可以把自己的信念付诸于行动，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殓葬之资。首辅张居正他不是海瑞，他可以用节俭的原则要求别人，却没有克制自己的欲望，也没有及时的自我反省。他在私人函件中屡次提到他亲信的文官曾向他赠送贵重的“礼物”，包括现金和田地。这并非出自他本意，可能在他看来自己的奢华与别人的节俭不过是因地位不同因而各有本分。 可是，奢华和贪污不能混为一谈，张居正却是兼而有之。从现今的眼光来看的确是贪污腐败。在以“人治”为主的封建社会，权力与贪污是一对孪生姐妹，朝权在手，便使有限的权力发挥最大的作用，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然而权力虽然是贪官污吏获取经济利益的法宝，但是他们的权力不是绝对的，一旦政治上失势，就会被追究其贪污罪行。（2）我们可以说，张居正他并非是为了用权力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可是他手中的权力的确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这当然不能不贻人口实，成为政敌们攻击他的重要指证。这里从张居正的奢华与贪贿问题方面入手，可以看出这些问题的症结还是道德代替法制。单纯以道德理想来治理国家而没有硬性的法律制度来保证，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
二、张居正的绝对集权与独裁
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首辅张先生”。除了首席内阁大学士以外，张居正又兼管万历的教育事务。这种完全的信任造成了张居正的独揽大权，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中实际上的决定作用，万历登极之初批阅本章，只是按照大伴冯保的指导，把张先生或其他大学士的“票拟”改用朱笔批写就算完成了职责。其中有些本章的批示极其简易，例如“如拟”、“知道了”，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小万历当时可能并不能完全明白这朱笔所代表的是皇帝的权威，恐怕也无法理解这些例行批语的全部含义。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加深理解，那么，在明白了这种操作以后，万历不会不想如何使他的朝廷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自己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群主吗？张居正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既然掌握着人事大权，难免会任用私人。万历即位的第一个十年，百事转苏、欣欣向荣，这些成就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和他的私人们。这当然会招致其反对者的不满，在后来对张居正的清算中他们说他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前面提到的，张居正的独揽大权来自于皇室的绝对信任，可是信任大抵上是有限度的，他的权力是不具有绝对性和稳定性的，一旦失去皇室的信任和支持就很难再维持下去。
三、与文官集团的对立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或许严厉，以致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年，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实际上触抵了部分人的利益，而他却没有他的后任申时行那么懂得调和各方势力，他具有改革者大无畏的精神，可是他太过自信，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他和王世贞、汪道昆的恩怨也是因为他对一般文人缺少比较温和的态度。即使在他看来他们没有济世之才，并非志同道合的人，那也不用去触怒他们。张居正对这些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
上面主要是对黄先生书中的一些观点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思考的总结。黄先生的书我可能只是略懂一二，自己的理解也不一定准确。最后我还是想说明一下黄先生的大历史观。书中的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of history）。黄仁宇曾言之，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是一种用“望远镜”观察历史的方法且必须带有国际性，基本做法是往往需“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廊”。显然，“大历史观”意含着历史的比较:一是中国历史过程的“纵向比较”,但仅此不足以称“大历史”，还必须将视野放宽到世界范围的历史中去,即通过寻求世界各国先后发展程序中的“共性”,以此建构“横向比较”的基点(这一- 努力尤其体现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之中):最后,在“纵向与横向”比较两相结合的视野内，再次反观历史的具体过程,得出经验教训。由此可以说，“大历史观”实则是黄仁字的一种历史哲学观。（3）
最后，对于张居正的评价，后世已有很多，黄先生的书中也有不少，这里不做评价。张居正人亡政息的结局，归根结底，是否还是黄先生所说的，“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明代社会。我还是比较认同，反正目前我是深陷黄先生的设定的圈子跳不出。张居正的能力总是有限，他不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变成国家意志，张居正改革时间还是太短了，他还没有来的及把自己的思想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他们的人民也没有形成新的政治习惯。看了《万历十五年》，黄先生说自己多年的摸索于材料之中，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博。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我一直就没有自己的看法，还是要多读书，多看原典，判断还是要有一定的史料储备的。所以黄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谈不上看法，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三联书店，2006
〔2〕王春瑜，《中国反贪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3〕王涛，《万历十五年》读后，观察与思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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