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的生平堪称完美，他是一个有资格当圣人的人，然而，历史却不给他机会。
当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君子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一个全新的政治派别东林党正在形成。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与之对立的浙党、齐党、楚党，乃至阉党毫不费力地跟着形成了。迄今为止，有许多学者认为，明末党争是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1、志存高远
1550年，顾宪成出生于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泾里。他的家族属于江南望族，后来家道中落，父亲顾学开豆腐作坊为生，因家庭人口多，入不敷出，经常要向人借贷过日子。他家住的房子破旧，不蔽风雨。对于这一切，顾学安贫若素。他生性乐观又好奇，爱读杂书，视野开阔，有见识，喜欢谈论天下大事，说到动情处，“抗手掀髯长太息。”因为这样，被推举为亭长。这种个性特点无疑遗传到顾宪成身上。
顾宪成早慧，品质纯洁，上进心强，有主见而又志向远大。他六岁就塾，八岁读《论语》、九岁读《孟子》，十岁读《尚书》，十一岁读韩愈的文章。他有强烈的求知欲，读书刻苦，常常挑灯夜读，有时怕影响别人，用布帘把灯光遮住，继续攻读。小小年纪，就在墙上写下激励自己的对联：
读得孔书总是乐，
纵居颜巷不为贫。
他以读书为乐，以颜回自喻，表达了自己对贫富的看法。一个励志少年，有这样的观点相当超前。十四岁时，顾宪成说出读书要领：
凡读书不论何书，要在立意处探讨，不然即六经皆糟粕也。
他不盲从，敢于质疑经典，他是一个充满自信而又有独立见解的人。后来，顾宪成拜著名学者张淇为师，张淇要求顾宪成不能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必须向更高处努力。
万历四年（1576），顾宪成参加乡试，取得第一名的成绩，高中解元。在那次考试中，他的文章《习书经》阐述了选人、用人与治理国家的关系。他对人事的关注从此开始，以后他也多在人事部门工作并发挥作用。
万历八年（1580），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高中进士，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
2、正直为官
顾宪成初入仕途，就敢于坚持个性，不媚流俗。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顾宪成的个性，1582年，张居正病重，举朝官员深谙张居正喜欢别人恭维的心理，便联名凑钱到东岳庙为张居正祈祉禳灾。顾宪成不参加，好心的同事担心他日后遭受打击，便替他签名。顾宪成得知消息后，马上骑马去抹掉自己的名字，后来，因张居正病重而死，才没有受到追究。
有一次闲谈，首辅王锡爵对顾宪成说：“现在最奇怪的事情是，朝廷认为对的，外人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人一定认为是对的。”意思是责怪官员百姓心不向着朝廷。顾宪成则针锋相对回答：“我看应该这样说，外人认为对的，朝廷一定认为是错的；外人认为是错的，朝廷一定认为是对的。”指出国事搞不好的责任在朝廷而不在下面。
顾宪成先在户部、吏部任职，因上书朝廷“言时政得失，无所隐蔽”，被贬至桂阳。后升任浙江处州府推官。万历二十年（1592），朝廷考察地方官廉政，顾宪成因“举公廉寡欲天下推官第一”，升为吏部考功司主事。
顾宪成认为治理国家，选人用人是第一要务。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品级迁升、改调等事务，相当于现在中组部选拔干部的司长，这是一个要害部门。顾宪成在这个岗位上，充分行使了职权，敢于拒绝首辅的提名，其胆大程度令人惊奇。虽然他只是一个司长，但却能决定部长的任命。《明史》记载：
先是，吏部缺尚书，锡爵欲用罗万化，宪成不可，乃用陈有年。
这段史料很有意思，当时吏部缺部长，首辅王锡爵想任命罗万化为吏部尚书，但是司长顾宪成不同意，于是只好任用顾宪成推荐人选陈有年。顾宪成不仅可以越级左右首辅的意志，还可以任免他的上级，他的能耐超出了司长的职权范围，这实在太明目张胆了。
不久之后，首辅王锡爵年老退休，万历皇帝命令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拒绝请托，根据品望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不料，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万历所厌恶的。万历指责吏部徇私，撤掉了顾宪成职务。许多正直的大臣纷纷上疏申救顾宪成，奏疏共达几百封。不料，万历一意孤行，处分了上疏申救的官员，顾宪成则被革职为民。从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回到原籍无锡。
顾宪成之所以敢这样做，是背后有一大批正直大臣的支持，他们敢于不遵守皇帝的命令，甚至敢于批评皇帝，以此表达自己对国事的忠诚。所以，顾宪成虽然回家了，但他的声望却比以前更高了。
3、东林讲学
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泾里。他身体不好，经过一段时间休息调养之后，开始以讲学为名，广交朋友，四处活动。顾宪成认为，虽然不能在朝中实现自己的志向，也要在故乡做些有益的事，而讲学可以传授知识，风范人物，扶持正论，为国家培养人才。这和自己重人才、重舆论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到讲学上来。
顾宪成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声望，把许多人吸引过来，听他讲述儒家的救世思想。慕名而来听讲学的人很多，顾宪成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热情欢迎接待。后来，来听讲学的人太多，泾里镇上的祠宇、客栈和自己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客人，还是容纳不下。顾宪成与兄弟商量，在自己住宅南边建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一时间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煌，一派奋发攻读的景象。《顾端文公年谱》记载：
昼则书声琅琅如也，夕则膏火辉辉如也，过者停舟叹羡，即行旅皆欲出于其途。
这期间受学而后来成为知名历史人物的有缪昌期、马士奇、张可大等。缪昌期死于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马士奇死于李自成攻破北京之时，张可大死于与吴桥兵变的叛军作战。
另一方面，顾宪成采用走出去的做法，经常到苏州、常州、宜兴等地去讲学，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学者研讨学术。在讲学活动中，顾宪成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
万历三十二年（1604），经过多方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东林书院。九月，工程告竣，共用了一千二百多两银子，作为首倡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他还发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很大力。在软件方面，顾宪成也亲力亲为，他审订了书院讲会的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
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
4、党争祸起
东林讲学博采诸家合理之言，去短集长、不执门户之见，讲学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史著述为主，评论政事得失。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校，而是一个政治意图明显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它由一批心有不甘的在野人士发起成立，主要活动是学术搭台、政治唱戏。
东林书院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积聚了很大的政治能量，并逐渐由在野拓展到朝堂，吸引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其中，逐渐形成了势力庞大的东林党。
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一个书院能够发展成为影响历史的政治派别，而东林书院做到了。
东林党虽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气节道义相号召，以君子自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结党必定营私，结党必然破坏势力平衡。东林书院有一副著名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副对联有瑕疵，它以在野的道德力量挑战了在朝的统治权威，削弱了国家的行政效率。在古代社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个人要知进退，守本分，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关心的事不要关心，不能“事事关心”，更不能以一个政治派别左右国家政治。
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在家乡病故。由于他在东林党中的崇高威望，因此后来人攻击东林党，必把顾宪成视为首要对象。顾宪成没有想到，他的道德规范只能改变和影响一小部分人，却严重干预了国家政治。后世许多学者认为，东林党人把正直当作商品，以批评作为本钱，贩卖他们正直的声望，称之为“讪君卖直”。他们的人品无可非议，却开启了道德绑架政治的先声，其始作俑者是顾宪成。
东林党出现以后，引起了连锁反应。由于东林党人对政治生态平衡的破坏，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党派斗争急剧恶化，一直到明朝灭亡才停止。
2017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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