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我的爷爷不幸英年早逝,那时爹才4岁,当不到四十岁的奶奶带着尚未成年的两个儿子,为爷爷出殡的时候,满村人看了唏嘘不已,陪着落泪,认为这既穷又弱的一家子塌了顶梁柱,孤儿寡母的一时半会算爬不起来了。然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穷人有穷人的生计,穷家的孩子有穷家的活法。吃着奶奶用汗水浸泡出的粮食,加讨来的饭长起来的爹,身体强壮。到七岁时,看到同龄伙伴都上了学,就哭着闹着央求奶奶也要上学。
奶奶被爹哭闹得没办法,擦干泪后一咬牙,送爹进了即墨县某区办的完全小学,一来满足爹的哭闹要求,二来也好识几个字,装点装点门面,省得本家没有几个读书人。说来也怪,捡了块破瓦盆底当写字石板,用奶奶织的土布小包袱当书包的爹,进校后天分竟出奇地好。白天上学,下午放学后,继续割草挖野菜,晚上就着奶奶织布的豆油灯,在织机旁温习功课的爹,上了一年学,次次都考第一。当时学生兴跳级,学年底,爹一跃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这个没爹少粮的穷人家孩子,令本村的财主们大跌眼镜,每每看着这个穿着破衣烂衫、读书象喝水、成绩摁不住的穷小子,就感慨世事多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四年级结束时,爹又一次跳级到六年级。这样,六年的高小,爹只用了四年就读完毕业了。
我的父亲(上)那时读完了高小,如果再继续上学,就得报考位于城阳的中学。虽然解放了,家里还是穷,奶奶便不同意爹再上学。这次爹哭得更重,以致躺在炕上不吃饭,以绝食抗争要上学。极疼爱孩子的奶奶水米未进地陪着哭了几天后,仍然不松口。爹不忍心奶奶再哭下去,只得央求奶奶,借给他两块钱,让他去报考一下,只证明证明自己的水平,若考上了也不再上学,奶奶答应了。爹到城阳考完,便在那里等着发榜。当从拥挤的人群里看到了录取榜上有自己的名字时,爹又哭了。这一哭,直哭得声震树林,感天动地。
返程时,爹用仅剩的五毛钱买了一支竹笛,断断续续边走边吹,步行百余里回到家中。爹当时吹的曲子现在不得而知,我想,大概一定有《苏武牧羊》般的凄凉与悲壮。
不上学了,爹剃掉了分头,顶着庄户人的标准头型-----光头,开始了祖辈沿袭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穷惯了的奶奶总有些不甘心,也想让自己的孩子有挣钱过好日子的本事,便托本族一位在青岛纺织厂做事的大爷帮忙,将爹介绍给一家印染厂当学徒。
我的父亲(上)要送爹到大城市了,家里竟买不起一套新衣服,奶奶只好照原布的颜色,到集市上扯了一尺布当补丁,将有破洞的旧衣裤缝补好。最发愁的是铺盖,家中的破棉絮是拿不出手的。当时村里一富庶人家有一条线毯,想借来带出去暂时一用,说好等发工钱给人家还新的,结果没借到。那时我的大(堂)哥刚一岁,盖着一条小花被,上面虽然水渍斑斑,但里外都是新的。母亲便将小花被拆洗并接长、缝好。就这样,爹穿着新布补丁的衣裤,抱着那条小花被,带着破碎了的上学梦,带着一个农村穷苦少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混不好决不回来的誓言,步行三十五里崎岖不平的乡间山路,到店集镇坐上了通往青岛的车,那是一九五一年的秋天,爹只有15岁。
我的父亲(上)刚建国时的工厂还没有实行公私合营,爹学徒的印染厂老板,是一位精明能干的资本家。当学徒期间工厂只管饭吃,不发工钱。爹跟着王师傅日复一日地漂布、印花,人小活重,度日如年。累极了他就常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掌握这门技术的要害,开一家印染厂,只动口不动手地挣钱那该有多好。
颜料调色配方是印染厂的命根子,每次调色时,都是老板的大女儿在车间一侧的实验室内拉上窗帘,配好各种颜料,洗干净量具后,稍一搅拌盛料桶,开门让工人进来抬。因为有了自己的想法(靠脑力凭技术而不是体力挣钱),父亲就时常留意实验室的动向。
机遇还真垂青有准备的人,有一天,老板的女儿配完料后临时外出,因一时疏忽,忘记锁门,父亲赶紧瞅空进去,发现量桶、器皿上有没刷的颜料高度痕迹,他急忙看准刻度,分别用布条量好,暗记在心,悄悄学到了这个印花配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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