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麦子

我回到老家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可父亲早已把麦粒子完全摊开，远远看去如同金灿灿的一片湖泊，木锨的痕迹使麦子像微风拂过的湖面，皱起道道波纹，走近了细看，一垄一垄得，又像刚刚收割的麦田。

麦子就晒在大门前，我家门前是村里修的水泥道，一到收获季节，就自然成了晒麦场。

父亲正在大门里边的简易钢丝床上躺着休息，听到我的声音，他翻身坐了起来，动作很麻利，父亲并不瘦，父亲的皮肤晒成了棕红颜色，父亲的头发依然是黑白相间，父亲的胡子依然那么稀，有点长，该刮胡子了——我一眼看到的，就这些内容。

我递给他一棵烟，点燃：“这么早就摊开了，不是说等我家来吗？”

“这点小活，没事，闲着也是闲着。”他吸着烟，淡淡地说，“家去吧，你娘在屋里。”

我进屋，娘正收拾着碗筷，父亲也跟着进了屋。

父亲话不多，即使在他的儿女面前，他最多的时候也只是静静地坐着，抽烟，喝茶，听我们说话。

平常我和兄妹给老家打电话，父亲也总是把电话交给我娘，娘为此不止一次地叨叨他：“你接啊，你儿子和闺女的电话怎么也不接？”

父亲不反驳，坐在电话旁边，听电话里传过来的儿女的声音，捕捉着电话里的所有内容。

“现在收麦根本不用你牵挂，你嫂能帮忙，再说几乎不用人，一个电话，人家就把麦粒子送到家门口了。”

确实，收麦和以前相比简单了许多，但再简单，四五亩的麦子眼看熟在地里，收不家来总是心慌——收麦的那几天，天气常变，就怕刮风下雨，只有收到家里，才能够把心妥妥地安放在肚子里。

大约四五年前，我们兄弟就劝父亲不要种地了，毕竟七十多的人了，也该歇歇了，可爹娘都不愿意：“庄稼人不种地，那还算什么庄稼人！没事，累不着，你们只管忙你们的事。”

我知道，地是父亲的命，他离开土地会觉得活着便也没了意思。我们劝说不了，只能退一步让他们减一点，少种点，也算那么个意思。可父亲一再说：“没事儿，再种一年吧，真干不动了就不种了。”就这样一拖再拖，地不仅没有减少，听娘说爹还闲着没事沟沿子河边子的开了不少荒，一到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父亲的粮食。唉！

爹从来没说过什么，倒是娘常在一边念叨：“种就种吧，真让他闲着肯定憋出病来，人没有累死的，都是病死的，一人一个命。”

其实，有句话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知道，爹娘不想增加我们的负担。“能干一天，就干一天，你们也都不容易，里里外外，花钱的地方多的是，买房子买车的，还不知道孩子最后分到哪里去，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说过娘多次：“快八十的人了，别操那么多心了，咱村里像你们一样年纪，还有种地的吗？儿孙有儿孙的命，花钱的地方再多，你们该花的也得花。”可说归说，答应归答应，地该种的还在种。

喝了两壶茶，我走出大门，拿起木锨，翻一遍麦子。

我学着爹的样子，用木锨顺着一边把麦子翻起，原来拱起的薄薄的垄便露出了青灰色的水泥地，木锨刮过地面，麦粒刷刷地响，木锨与水泥地磨擦发出钝钝的噪音，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旁边，他提醒着我把木锨贴紧地面，麦子厚的地方要把木锨立起来，要想法把麦子摊得均匀一些，我似乎不得要领，看我笨拙的样子，他一边笑我什么也不会干，一边就要我手中的木锨。

“没事儿，你歇歇吧，我慢慢就学会了，你不让我干，我什么时候也学不会啊。”

我让他到大门里面休息，可他不动，弓着驼了的背，站在旁边看我干。

阳光像一根根刺，刺得我头皮发麻，浑身发痒，汗水滴滴答答流了下来，麦粒子被太阳晒得发烫，我光着的脚板子一开始的时候很舒服，但时间长了就痒得难受。但我终于翻完了一遍，我撩起汗衫胡乱地擦了擦脸，然后脱下来，擦了擦胳膊和手，顺手一拧，汗衫子竟然拧出浑浊的汗水来。

娘把茶壶端到了大门里，我和父亲对坐着抽烟——二十年前，父亲查出了冠心病，后来又有严重的胆囊炎并做了手术，我们曾严肃地劝他不要抽烟，他也很听话地戒了一阵子，但后来又偷偷摸摸地抽了起来，后来我也慢慢想开了，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抽了一辈子烟了，你再强迫他戒烟，他自己会不高兴，有时会因此连饭都没心劲吃，既然这样，为什么非要让他戒烟呢？人老了，为什么非要逆着他的心去做那些听起来对他好的事呢？爱抽就抽吧，只要他高兴，抽烟不一定会生病，但不抽烟他很可能会生病的！我不再劝他戒烟，每次回家的时候，还会给他带上一条两条的纸烟——这毕竟比他卷的老旱烟要平和一些啊。

父亲原本话就不多，我们爷俩对坐着喝茶，抽烟，父亲时而会起来给圈里的羊添添草，我呢，就起来去翻一翻麦子。父亲说这样毒的太阳，不用翻麦子也会晒得干干的，母亲倒不阻止我。“他愿意翻就翻去呗，你们爷俩坐着也是光瞎（本地土话，浪费的意思）烟卷子。”

我笑了笑，爷俩个面对面坐着抽烟就挺好，谁说一定要叨叨叨叨地说个没完呢，我很享受和父亲对面坐着抽烟的时光，我想父亲也是，不然，几乎在家呆不住的父亲今天为什么就没有下地呢。

我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子，索性连鞋都没穿，光着大脚丫子翻着麦子，不时有过往的邻居打着招呼，开着玩笑：“哟，会干活吗，跑老家来找罪受啊？”我也和他们开着玩笑哈哈着。“大学生，这顶着太阳的滋味比不上你们坐办公室吧？”“还大学生呢，都老成大学生的爹了……”村里年轻人我基本不认识，能开玩笑的几乎都是比我大一点的同代人。

邻居们和娘聊着闲话，他们的对话时时钻进我的耳朵里。我这时才明白娘的小心眼子：她并不在意我干多少活儿，她很享受的是让来来往往的邻居看到他的小儿子回家干活，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当爹娘的更自豪——在外工作的儿子虽然不会干活，但他总挂着这个家，挂着家里忙碌的老爹老娘，这不，一到农忙季节又跑家来了。

我愿意满足娘这小小的虚荣心，今天这光着膀子赤着大脚丫板子的不是什么老师，只是儿子，是眼前这老头老太太的儿子。

太阳落山的时候，父亲说晒好了，可以收仓了。

我们先是把麦子堆成堆，然后用水桶挑到存粮食的屋里——说是水桶，其实要比普通的水桶要大得多，是那种装乳胶漆的大圆桶。母亲告诉我用三轮车推到屋门口，然后再提到屋里去。“不够费事的，直接挑吧。”我以为运这堆粮食费不多大劲，豪气地说。

父亲没说话，于是我们装好水桶，开始运。在屋门口，父亲拿起秤，我不解：“怎么，还用过秤？”

“称一下有个数，看哪块地亩产高，心里明白。”母亲也在旁边帮腔：“忙了一季子，看看能打多少麦子，心里亮堂。”

我实在不理解他们的郑重其事，不禁暗自好笑：值得吗，不就这一堆麦子么，能值几个钱？但看着父母认真到庄重的样子，我没再说话，既然他们乐意，那就随他们的心意吧。

“大桶43斤，小桶38斤，按40斤平均吧。”父亲一边念叨，一边在算盘上记下数字。

运了几趟之后，我才觉得这活不好干，我先是两手提桶，提了几趟后换成担子挑，麦堆消了还没一半呢，胳膊和肩膀又酸又胀，父亲要替我挑，我在家里怎么能够让七十多岁的他来挑呢，我不停地擦汗，不停地喝水，借机休息一会喘几口气儿，我不停地问着多少桶了有一半了吗，我内心真盼着麦子能够少一点，早一点干完好好地休息。

“庄稼人忙了一季就盼着这一天呢，越累越高兴，老二，你不用慌，咱歇息着干，多喝点水。”

我数着从麦堆到屋门的步数，单趟16步，我记着挑了多少桶，我看着麦堆消了多少，当麦堆终于消灭的时候，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像刑满释放的囚犯一样逃离了苦刑——真的，当时我就这么想的，有个邻居大哥看我狼狈的样子取笑我说：“不跟坐办公室喝大茶轻松吧。”我用胳膊擦拭着满脸的汗，气喘吁吁地说：“说真话，这活一小时给我两百块钱，我也坚决不干。”

“哈哈，还两百块钱呢，一分钱不给你，你这不也是大包小包又买东西又拿钱的回来了吗？”

“嘿嘿，那没法子，谁让自己当儿子呢。”

我从小就害怕地里的农活，尤其害怕割麦子刨红薯，工作以后又不大接触农活，所以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实的。

可说归说，既然父母都还种着地，尽管内心很害怕，尽管内心特别不愿意干，我也必须家来干一点，好像干那么一点，我的心才能安稳下来。

“一共56桶，56乘以40，2240斤，比那块地好一点，亩产能达到1100斤。”父亲把算盘打得哗哗响，母亲听得津津有味。

在父母算账的同时，我也在偷偷地算另一笔账：56桶那就是28个来回，一个来回是32步，28个来回就是896步，如果每步按照70厘米计算，那么我一共走了627米多一点，而在这行走的过程中，我是挑着（提着）80斤的麦子，天呢，平时哪有这样的运动量，难怪胳膊疼得不敢抬肩膀不敢碰了啊！

“怎么样，不轻省吧？”父亲难得笑了笑。

“嗯，是不轻省……”我努力挤出轻松的神情。

累也不能说累啊，父亲马上就奔八十的人了，还天天干着农活，我一年家来干个一回两回的，又怎么好意思说累呢。

“现在麦子什么价啊？”

“粮食价格一直在落，现在也就一块一毛五六吧。”

“按一块一毛六算，两块地共收不到五千斤，这一季麦子下来还不到六千元，这还不包括浇水、上肥和种子呢，至于人的力气，老百姓种地向来是不算人工的。”我嘴里嘀咕着数字，“不到我一个月的工资。”但我绝对不会说出来，我知道，父母在意收多少麦子当然也在意卖多少钱，可这一桶一桶的麦子又不完全是钱所能替代的，它似乎包括了庄稼人的期待荣誉和尊严，他们对麦子的感情我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但我必须得接受并从内心里尊重他们的这种感情：从麦子下种，到出苗，到浇水，到施肥，到打药，到收割，然后再到最后的归仓，这些麦粒子里，就藏着他们有期待有焦虑有喜悦有忧伤的日子……

打扫好之后，天也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和父亲面对面坐着，四个小菜，我喝了多半瓶白酒，父亲不紧不慢地喝了三罐青岛啤酒，看得出，听着母亲的絮叨，看着归仓的麦子，父亲喝得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