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巴黎和会的决策机构是法、美、英、意、日五国组成的最高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委员长，顾维钧、王正廷等为代表。
巴黎和平会议在不平地进行。中国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遭到拒绝。对德和约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严重抗议，并提出一份长篇说帖，说明理由。主持和会的美、法、英、意等国对此均作壁上观，说帖终被搁置。5月1日，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正在日本谈判山东铁路合同。他的膝盖离开日本的坐垫，急急忙忙从东京赶到北京，与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密商，力图影响陆征祥迁就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所提的条件。三人面见总统徐世昌，主张照签巴黎和约。徐世昌初步同意，准备电告陆征祥。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晨报》、《国民公报》发表文章：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黑云压国，山雨欲来，陈独秀连夜执笔，写出《两个和会都无用》在《每周评论》发表。文中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北京高等师范，罗章龙、邓中夏等二三十个青年学生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这些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因为研究马克思学说形成一个小组，中间各省的人都有，也有少数民族和女同学，分属于国立八校。起初十余人，逐渐增加到二三十人。小组没有正式的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小组的人常常碰头议论些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平时则分散到各校学生会各团体中活动，有事就集中，推定临时负责人研究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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