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于作家的看法，一直是认为其是某种道德高超切天赋异禀的人。他们仿佛来自于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世界，对于万事万物的脊柱和肌理都能够进行比普通人更加细致入微的考察，然后在从中得出一些大多数人难以生出的感悟和结论。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对于每当提及作家，都会露出羡慕甚至仰慕的夸张神色，即便我这种远还没有成为作家，只是略微比其他人多喜欢玩弄一些文字游戏的小人物，他们看了我写的东西也长都经常会赐予我不少褒奖。
仿佛，作家的灵魂比平常人多出了一块，从而在灵魂的功能上比他人多出许多一般。
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都长期以来持怀疑态度。因此我不仅开始尽可能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同时对一些比较知名的文豪的生活思想动态尝试了解。结果我得出的结论是：所谓作家的灵魂，并没有比普通人，或者说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多出了一块。恰好相反，他们的灵魂其实还少了一块。说的更为美丽一些，作家更多是灵魂天堂的折翼天使。
人生在世，不论你是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还是最为普通的田间舍农和工地上的建筑工人，我们永远都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我们都是人。”只要是个人，最基础的自然是吃喝拉撒睡。但凡你是一个天才，能够写出别人都写不出的神言高论，如果让你三四天不吃饭，你所谓的天赋我估计会瞬间达不到普通人的能力。如果让你大吃大喝一整天然后三天不允许你上厕所，那我估计你在即将开闸泄洪的危急关头脑子里也不会出现任何所谓的灵感。当然，我说吃喝拉撒只是一个粗陋的比喻，我想表明的是，人生在世都要面临普通人都会触碰到的问题，包括与人相处的态度，恋爱的认知，社会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于政治的理想。
就与人相处来说，这是一个千古命题。最早在中国四书五经的年代，各种思想家就以自己个人的理解去诠释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的准则。儒家的孔丘与希伯莱耶稣，虽然基本的立场不同，但也都推行仁慈。中古世纪在中西方都笼罩在愚昧的宗教皇权镇压之下，以至于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后的思想解放诞生出了像叔本华那一批也只是基于自身经历和阶级范畴的结论。姑且不谈人类理想中的人际关系究竟应该如何，但任何一个作家在批判一切的人生进程中是否真的提出了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案？其实根本不可能有一种所谓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交往”的理论。因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人物经历和阶级局限性势必会造成不同的性格和社会交往氛围。人生于世，只有在不断碰壁的过程中摸出一套适合自己的交往原则。如果一个作家在文字作品中，对于人际关系出现了偏执一端的说教言论或倒施逆行的犬儒主义，对于社交上的模棱两可灰色地带无法接受，愤世嫉俗，更有甚者已经无法正常参与社交活动，乃至最后自闭自杀。他除非是出于某种目的去作秀，不然我只能认为他的生而为人的能力都要比普通人的水准相去甚远。
由人际关系引申出的恋爱的问题，我曾经总结过一句话，“借写作之名，行禽兽之实”。很多作家在处理个人感情方面其实早就把道德的基准线扔进火坑里与儒士们一起变成了灰。太宰治与三个女人的故事早已被当代青年读者熟知，斯蒂芬茨威格在自己的小说里也表现出了作家同时与多名女性有染已经成为默认的现实。尼采所谓的狄俄尼索斯精神成为了后代作家多行不义的理论依据，尤其是安德烈纪德在妻子病入膏肓期间仍然同同性少年行苟且之事并将亲身经历改编为诺奖作品。和这些享誉中外的大作家相比，中国的林徽因、三毛、亦舒、古龙这类人的实在可以说班门弄斧。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爱情和性关系上不讲道德自古是一件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很多作家在自我标榜通过文艺作品的方式方法狩猎异性的同时，其实井底之蛙的他们还没意识到对于权贵阶层来说肆意玩弄女性的身体其实根本不需要通过任何的努力，更不用说自古帝王将相的三宫六院。你如何用不同时代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同一种行为的人？问题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作家通常最喜欢做的是将所行禽兽之事上升到艺术的层面，好像自己经历的异性越多，能够对于人生哲理的理解越是通透，甚至还自认为能够在一些色情描写中表达政治隐喻。性虽然可以被文艺化，但性本身就是性，和文学艺术一点也没有沾亲带故。你想和别人发生性关系，请明白那就是你的性欲之神来敲门了，和你的任何所持文艺观点和思想并没有关系。你也没有办法通过文艺的形式来掩盖滥交带来的不良后果。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的文人圈丑闻真的不算是大事情，可那些作家乱伦乱性还要自认为是优点去传承给下一代文艺青年的做法，那真是实属没必要。他们与其要宣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我看还不如那些萨德主义者。大胆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禽兽又有什么难，毕竟人这种生物本身只不过就是智商略微高于大部分禽兽的禽兽罢了。且看季羡林在自己的日记中所写：“我的追求无非多日两个女人”，后人追忆起他老人家来难道闻不出坦诚的馨香吗？
作家涉及到的政治往往已经被认为理所当然。自古抨击社会现实者想来也从未或缺。所持观点无非就是，国人愚昧无知，粗鄙荒唐却又恨铁不成，怎么骂也骂不醒。肉食者独断专行，酒池肉林，鱼肉百姓，林林总总多到无法举例说明。可如果一个作家对政治的理解甚至连一个建筑工人和快递小哥都不如的话，你怎么可能通过几页纸，几本书来骂醒别人。普通人对于政治无非就是三种态度：反抗，改革，认命。你任选一种态度都是合理的，因为这个世界本就需要不同性格和行为的人，不然真的怕是要全球乌托邦化。如果你选择反抗，麻烦你把生死置之度外， 也请你抛弃所有做人的尊严。毕竟，对抗强权大多数人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少数胜利者无非踏在牺牲尸体和献血堆积而成的道路上。请不要躲在英雄的身后摇唇鼓舌，你们应该和革命英雄一起上前线，哪怕放不下纸笔也请在第一线用最直接的话直面抨击强权，起码最后你还死的有点尊严。如果你稍微温和一些，企图改革，那就请你拿出具体的办法，既能够让统治阶级觉得平稳合理，也能够恩泽平民百姓。不然用一句微博中经常看到的话来讲：没东西写还不如不写。自我标榜政治责任感，如同马里奥略萨那样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不是欺骗别人就是欺骗自己，更不用说在政治意见领域常年阴阳怪气的李敖不得不接受连一个市长也竞选不上的冷酷现实。当然我更愿意相信大部分作家在面对政治问题的时候初心并不坏，所以应该来说大部分都是在自我欺骗，毕竟政治不是文学，不是艺术，不是理想。政治就是从生死搏杀当中求得不同阶级相对平衡的存在罢了。如果你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家的素养，我建议作家没必要多谈政治，免得最后落得个钱牧斋那样满清打来之前意气风发，对柳如是有说不完的豪情壮志，满清袭来之后却主动剃头那种被后人唾骂的可笑下场。顶级滑稽的就是最后一种作家，他们在精神上其实早就默认自己是一个认命的妥协主义者，对于社会不公大气不敢出一口，却总自以为很巧妙的在文章中指责政治弊病，他们实际上还不如前面两种人。
近来，我在我的朋友圈中看到了一个作家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差不多的意思是“作家不应该谈有没有灵感，作家这一辈子不可能缺少灵感，毕竟自然社会万事万物都是你的灵感，作家只是可能是没有状态。你如果说你没有灵感你就不配说自己是作家。”这样如同小学生吵架的话我姑且不予置评，此人平日里喜欢贬低他人作品自己却急着把自己作家协会的证书晒到网上的做法也不多深究。我其实是想说一个“文人相轻”的问题。虽然以我的资格还远没有到足够评论这一个问题的阶段，但就我个人的碰壁经历来说我还是想稍微啰嗦两句。本文主题既然为“作家的灵魂缺了一块”，当然也包括对于待同行态度不端的问题上。国外当然也存在文人相互攻击的情况，就如同纳博科夫其实算不上什么顶级大文豪，却喜欢骂左拉，巴尔扎克或者司汤达那些世界公认的先贤一样（我也不认为所谓文学先贤不允许被质疑，但我不支持将自己的文艺观点强加给别人）。对于国内来说，既然“文人相轻”这个词是在本土诞生的，想必一个国家自古文人骚客之间相互攻击谩骂看不惯的现象譬如朝日，每天都会照常升起。这些人其实没什么快死了的毛病，只不过缺乏做人起码的尊重。人可以有理有据地质疑别人，也可以让自己的不同的想法与他人深入交流，让思想的星星在文学的夜空中遥相辉映。但为了攻击本身而攻击别人，我觉得没有理由。作家只不过是拥有比别人文字技巧更丰富了一些，对于文章结构的把控更精密一些的特长罢了。奇怪的是，大部分同样有其他特长圈子往往会喜欢教学相长。如在体育竞技过程中，技不如人的时候往往能够受到强者的握手鼓励。在乐器比赛中，演奏的稍微好一些的人也会习惯性的褒奖后辈并且提出自己中肯的建议。可为什么爱好文字的人就喜欢相互攻击，甚至是不惜掐断培养文学后辈的道路。难道是怕别人写的比自己好，抢了自己的饭碗？我才疏学浅，实则无法理解和认同这样的氛围，也实属不喜欢毫无意义的诋毁谩骂。就像某个人说的，你辱骂别人，看他人不悦，往往本质上是从他人的身上折射出自己的缺陷罢。
虽然上文用纳博科夫的言论来举反例，但在此还是要声明我还是喜欢他的某种观点：艺术不能陷入道德说教，但并非无关乎社会道德。一个灵魂健全的文人，应该通过文学艺术来将自己的道德观念提升到更高更客观全面的境界中去，甚至还要将艺术与美播撒在道德和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而不是通过可有可无，无病呻吟甚至是充满刁钻恶意的文字试图掩饰自身品行的不端与道德的缺口。
《庄子·天下》作为庄子外篇的封笔之作，对于当时各国儒墨道法等各种思想家的理论都做了详尽的兼并和阐述。千年以前那一个公认为顶级愤世嫉俗的人仍然愿意去兼容并蓄却又冷眼理性地对待这个世间的一切想法和观点，更何谈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物质丰富思想却不断萎缩的当代文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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