萱草
母亲经历过物质最贫乏的岁月，却从未让她的孩子有片刻感受到对贫穷的恐惧。
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母亲身上最为令人惊叹的能力，或者说是——天赋。
一
母亲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待到她能记事，时间就已经走到六十年代了。每每想到过去，母亲总是满怀感恩，她觉得现在的生活比之过往，真是好太多了。
时间倒退五六十年，几岁的母亲跟着家婆去大队伙食团干活，家婆削红薯，妈妈就在旁边看着。红薯皮是不削的，只削掉被虫咬了的表皮，土话叫“虫线疤”。实在饿得耐不住，小孩子捡块“虫线疤”来吃也是不允许的，因为那是大队上喂猪的口粮。
那时候，生产队主要的口粮是红薯，每顿每人一根，只有两根手指粗细。一家人，照人头分，派一个人拿个碗去也就把全家的领回来了。而煮完红薯的水，带着香甜，也只有力气大的人才能抢到，气力小的人，根本抢不进去。
除了红薯，有时候还会是小麦磨成的麦麸加粉煮成清汤寡水的稀饭，一人一碗都分不到。
饿了怎么办呢？我问母亲。她说，喝盐水、挖观音土啊。最后喝到腿脚浮肿……
母亲没能念完小学，家里需要劳力，也就回到村里开始全心劳作。母亲的勤奋应该是天生的，她常常骄傲地回忆，辍学回家干农活的她，不管是插秧子、割麦子或是担泥巴，她挣的公分，在整个生产队上都是数一数二的。
那时候，我们那偏僻的乡村里，像母亲所在的家庭这样的，太多了。一家人五六七八个孩子，都是常事。
那时候，轮不到母亲当家，但我从她对过往的表述中，已经发现了她对贫穷生活的安排能力。说不定，是遗传自外祖母的吧。
二
二十来往岁的时候，母亲嫁给了我父亲。父亲祖上三代都是贫下雇农，大概就是连土地都没有的最穷的农民了。
这时候，母亲开始当家了。父亲有到隔壁镇上的肥皂厂上班，每月能拿回一点微薄的工资，再加上母亲养猪、打理土地挣来的一点钱，生活依旧贫瘠，所幸供我和我哥读书却是足够了。
可这时间真的很短。短到如今回想起来，就像没有过似的。
父亲手脚利索，也很勤劳，无奈后来迷上赌博，不再去厂里上班。迫不得已，母亲接了好几亩别人的地来种。最多的时候，两个人种了有8亩多地，每日都分散在各处的土地上劳作。
我的农村生活技能，大多是在这段时间练就的。长田，干田，潮头土，夏家大队土……撒种子，扯草草，翻苕藤，挖红薯，插秧子，割麦子，打谷子，掰苞谷…基本地里的农活，都干过。印象最深的是，一大早起来要去地里除草，然后再回家换衣服去上学；放学就开始割猪草，煮猪草喂猪。
母亲所承担的劳力，就更多了。
但，即使全家这么攒劲地做活，生活依然贫困。最恼火的时候，连我的学杂费也交不出来，只好去借，但母亲从未给我们说过，“要么就不上学了吧”这样的话。对于孩子们读书，母亲是全力支持的，再苦再累也要支持。
为了省出粮食卖来换钱，那时候，我们家一年难得煮上一顿白米干饭，大多时候都是红薯稀饭，面疙瘩稀饭，或者面条。饭桌上，肉很难得，新鲜菜也少有，泡菜占多数。
照理，那段日子应当是我前半生最贫穷的岁月，但却奇异地成为了我最怀念的时光。怀念到如今每每回到这片土地，看到迎风竖立的小草，随风沙沙作响的树荫，都会生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之情。
可多年过去，物是人非。
三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一个人，要拉扯正在上高中的哥哥、即将小学毕业的我，还有我年过七十的祖母。
在收入微薄、还要交农业税的农村，这实在太难了，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
于是，母亲带着我，毅然走出了镇上。初中，高中，我到哪里读书，母亲就在哪里当宿管，打扫卫生，守宿舍，有了固定的工资。可钱，远远不够用。
我有时候问她，那时候，你一个月300块钱的工资，既要给哥哥寄大学生活费，又要安排我们娘俩的生活，还要给哥哥存学费，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母亲一脸为难，想了半晌，只说道，“你现在叫我说，我哪里说得出来？但肯定是有计划的，要不然，哪里凑得够。”
是啊，无论我怎么算，这个账目都算不过来，母亲却做到了。不仅供着我和我哥的生活、学费，还还上了捉襟见肘时向亲戚借的钱。
再多的细节，母亲回忆不起，我也回忆不起。那时的我，一心想着努力读书，眼里只有学习，也从未想过，在这样的境遇下，母亲承担着怎样的压力，又是否有过在夜里辗转反侧，数着钱过活的焦虑。
‣
如今，母亲再也不用每个月仔细盘算着支出才能维系生活，可她依然精打细算。
依然每天起个大早，多走一里路，去菜品更便宜的菜市场。
依然挑挑拣拣，直到看到最中意又划算的衣服鞋子，才下手买，谁也劝不了。
母亲勤劳、俭朴、有节制地过着她的生活，从开始到现在，也会到未来。
感谢我的母亲，即使在家庭生活最为贫困的时光里，也从未让她的孩子感受到来自贫穷的威胁与恐惧。
也是她让我真正懂得——
穷，就真的只是没有钱而已，跟其余所有你所能付出的、你所能收获的、你所能拥有的，都无关——尤其是尊严、价值，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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