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文革（下）
第五十回 二度复出：陈钟弘蒙冤殉国难 邓小平借机再出山
一、华国锋奉调进京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谈话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还没有提到华国锋的名字。到杭州后，毛泽东对浙江军区政委、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南萍等人谈话：“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毛泽东亲自点名，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华国锋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1945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九大之后，1970年中共湖南省三届一次全会选举华国锋为第一书记。华国锋，迎着寒风，带领省委委员们去韶山，在那里举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全会。
1971年10月3日，华国锋由毛泽东指定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出任副组长。1972年，华国锋与李先念、余秋里等一起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并争取扩大对外引进规模。1973年8月24日，十大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时年52岁的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主抓农业工作。
二、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庐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以为还要回湖南，没想到周恩来留住他，要他作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1971年春，叶剑英带领专案组回到北京。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周恩来见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已经成熟，及时请求毛泽东，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0月3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 同时宣布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回到家后对秘书说：“以前我不想再穿军装，不再管军队了，现在看来还要管啊！你去把各大军区的名单要来。”
秘书还不知道中央已经要叶剑英管军队，说：“我连各单位的电话都没有，怎么要到名单？”
“你给军委打电话，现在会给你了。”秘书马上明白了，不一会儿，各个方面的情况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叶剑英的案前。叶剑英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
三、陈毅病逝，毛泽东突临追悼会
1969年10月，陈毅被疏散到石家庄，此后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71年1月陈毅因患阑尾炎入院，手术中发现是结肠癌。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现在再也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
周恩来当即委托叶剑英火速赶往医院，此时北京日坛医院里的陈毅已处于昏迷状态。叶剑英掏出带有毛主席指示的纸条，让陈毅的女儿姗姗念给他听。此时的陈毅已无力说话，姗姗对父亲说：“您要是听清楚了，就闭闭眼吧。”陈毅闭了闭眼。叶剑英和张茜让姗姗又念了一遍，陈毅眼睛虽然睁着却已没有反应。6日深夜23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
陈毅，字仲弘，四川乐至县人。曾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首任市长，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他的《冬夜杂咏》得以流传：“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1月8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送来的陈毅悼词。他将周恩来精心补写的长句划掉，在稿纸一边批示道“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当天毛泽东就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
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原定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
当天，正在午休的毛泽东忽然问工作人员现在是什么时间。当他得知一点半钟的时候，毛泽东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大家赶忙替他披上大衣，搀扶着上车，随后汪东兴、张耀祠也赶到。
警卫局陈长江快速拨通了西花厅的电话。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拨通了中心办公厅的电话：“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周恩来又拨通了外交部的电话：“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假如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搁下电话，周恩来乘车急速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休息室，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待毛泽东走下车时，张茜快步上前扶住毛泽东，哽咽着问道：“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握着张茜的手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然后，在与西哈努克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把“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的问题归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示意陈毅的子女要将信息传出去。
在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亲王继续交谈时，叶剑英轻轻走到周恩来身旁，递过去几页稿纸。这样，致悼词者便由叶剑英换成了周恩来。第二天，陈毅追悼会的照片和消息在全国各大报上刊出。《人民日报》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九一三事件后，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等人的钓鱼台。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自知“高处不胜寒”，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他称病在家，搬回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去住了。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江青正向着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冲刺。
四、谢富治逝世，曾山与公安部长失之交臂
3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北京部队第一政委、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谢富治在京病逝。3月29日，谢富治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大会，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致悼词。以陈毅的资历，新华门、天安门、外交部都没有下半旗，倒是谢富治享受了这些待遇。
谢富治去世后，周恩来倾向由军队调来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公安部革委会主任李震主持公安部工作。毛泽东没有否决周恩来的意见，但却说了一句：“曾山怎么样？”
周恩来认为曾山即将出任公安部长了，但毕竟没有最后敲定。周恩来想让他先在报纸上露露名字。恰在此时1972年4月6日，原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逝世。陈正人和曾山非常熟悉。周恩来指定要曾山给陈正人致悼词。按照中共的一般规矩，部长一级的人逝世，致悼词的人应该比死者级别高出一级，至少也要高出半级。对于周恩来这样“反常”的决定，曾山不明就里，反复追问。周恩来就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曾山。
1972年4月15日，陈正人的追悼会召开。会后，周恩来特意再次关照曾山随时准备好出来工作，身体一定别出问题。曾山向周恩来拍了胸脯，保证身体没问题。谁知第二天4月16日，曾山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
五、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陈正人和曾山相继突然去世。周恩来抓住时机，在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许多老干部以检查身体的名义回到北京。于是，1972年8月1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陈云、王震露面了。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要照顾一下。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的“将军楼”里，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回家后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揭发与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示愿意继续做些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8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秘书王瑞林调回邓的身边协助工作。11月12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乘坐一辆灰色的“伏尔加”驶出“将军楼”，前往井冈山。
1973年2月初，邓小平接到中央正式通知。2月22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
3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当晚，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在出席宴会的人员中，出现了邓小平的名字！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回了邓小平。
六、王洪文火箭升级，入住钓鱼台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位年轻人，37岁的王洪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在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三把手。
1967年“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深夜坐到外滩巡视。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发言。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了中南海。让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时间，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9月7日，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经过一段“见习”后，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紧接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受审查。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21位委员，有7人成了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中央政治局不健全了，应当改选。因此，政治局决定提前举行十大。于是，毛泽东的新的人事布局终于在1973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端倪。
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同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王洪文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提出党章修改草案，并由王洪文担任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１３名老干部。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至此，“十大”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七、十大提前召开，李德生升任副主席
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主席谁当啊？”大家都说：“还是主席担任好。”毛泽东说：“小平同志说有的老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当顾问。我看可以组织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我来当主席。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大家自然都说不同意。
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当主席，鞠躬尽瘁”。毛泽东说：“谁当副主席？”周恩来谈了大家酝酿的情况。毛泽东说我看，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他当过兵，当过农民，当过工人，不能看不起儿童团。康老算一个，剑英算一个。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啊！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李德生应该是其中之一。
李德生，河南光山县（新县）人。1951年就任十二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7年夏，李德生的十二军奉命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李德生收缴了造反派手中的枪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李德生不但消除了派系斗争，而且还让两派实现了“大联合”。
十二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予以登载。毛泽东看到这份“动态”后，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国。1968年4月，安徽省革委会成立，李德生任革委会主任。后来安徽省委恢复，李德生任省委第一书记。
1968年10月，李德生作为安徽省负责人列席中央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作了开幕式讲话后，周恩来宣布分组名单。当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说：“哪个叫李德生”？毛泽东曾化名“李得胜”转战陕北。周恩来介绍了李德生，并招手请他站起来。毛泽东笑着说：“你是哪个地方人”？当李德生回答是河南新县人，许世友也插话说与他是同乡。
1969年4月，李德生在“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的名字赫然在候补政治局委员之列。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再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周恩来示意李德生站起来，并要他摘下帽子让毛主席端详。毛泽东边看边问：“多大年纪了”？李德生答复：“53岁。””
1969年7月，李德生奉调进京，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和十二军的职务。1970年，李德生还担任了总政主任、北京军区当司令员。
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28日闭幕式，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了毛泽东的选票。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王洪文擢升为继周恩来之后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名列第五，排在其前的分别是康生、叶剑英。党内元老朱德和董必武为常委，张春桥也作为常委进入最高领导核心。华国锋，纪登奎当选政治局委员。
八、八大军区对调，完成党政军新布局
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开始亲自着手掌握军队。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12月20日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22日，毛泽东召集八大军区司令员，当面宣布对调命令：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11个大国区。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这3位司令员任职时间都较短没调动。
这样，毛泽东基本上完成了对党政军接班人的布局。然而，中央高层里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
1974年春天，澳大利亚马列党主席希尔来中国访问。在此期间，周恩来接见了希尔，并与其进行了谈话。可是就在他们要合影的时候，江青取代了周恩来的位置站到了中间，而周恩来则和张春桥一起分列左右。当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霎那，一个惊世的历史时刻被定格。这张照片见报后，被世界各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人们凭藉着政治嗅觉给出一个猜测：中国政坛将要发生大地震，周恩来要下野，江青要取代周恩来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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