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艾瑞克森发展他的观点和技巧远早于最近的脑半球功能研究（Sperry,1968；Gazzaniga,1967；Bogen,1969),但是，利用了左右脑不同功能的神经心理学模型也包含在他的工作中。一些研究者在这些研究中了解到：催眠、沉思和做梦都是右脑的功能特征，而理性的、逻辑的和语言的运行模式则更多是左脑的特征。以下是一个概括性的图表，它列示了大脑两半球功能方面的差异，它们可以与艾瑞克森所强调的清醒和催眠体验之间的差异联系起来，艾瑞克森助长催眠体验的很多努力是指向弱化左脑功能的。左脑功能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的和符合语法逻辑构成的意识觉知，它通常与左脑皮层语言中枢的位置有关。艾瑞克森许多非语言的、手势的和间接的催眠诱导方式，显然是把意识从左脑这种分工明确的语言功能中移开的手段。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许多艾瑞克森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实际上旨在堵塞或弱化被试常用左脑认知模式的有序、理性、抽象和指导功能。他对震惊、惊奇、解离、改变参考框架、混乱、悖论和双重制约的运用，都是旨在弱化左脑功能。它对肢体语言、来自声音轨迹的暗示线索、重音、节律等的强调，都是要把理性的和分析的转变成感性的、动觉的和综合的这些右脑特有的功能。当他运用隐含式暗示、期待、不完整句、卖关子短语、类比、隐喻式双关和民间语言等催眠形式时，他又在把抽象的和分析的转变为直觉的和综合的右脑模式。许多最具典型特征的催眠体验，比如沉思、做梦、拘泥于字面反应、舒服，以及自发或不随意流动的心理体验和反应，都是由比如不做、不知道、开放式暗示和涵盖所有反应可能性的暗示等催眠形式助长的。
许多研究（BAKAN,1969；Morgan,MacDonald,andHilgard,1974)已经探索过这个观点：催眠期间左脑功能被削弱，然后可以假设，右脑功能借此得以增强。这似乎确实是在那些专门诱导而成的催眠状态中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中有暗示去提高患者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和人格的洞察。右脑更直接地与对感觉、动觉线索、空间定向的感知和对身体图式的组织有关（Luria,1973)。但是，在更典型的催眠状态中，我们恰恰把身体模但是，在更典型的催眠状态中，我们恰恰把身体模式的失调确认为催眠状态的特征。身体意象的失调——例如，感觉身体的一部分（头、手，等等）异乎寻常的大或小，是解离的或感觉缺失的——经常被初次体验催眠的被试不由自主地提到。这种解离也是右脑器质性失调的患者的特点。鲁利亚报告了几例其他的右脑功能失调模式，它们与催眠的自发现象非常相似。右脑深处有病变的患者会表现出严重的空间定向缺失和时间感觉失调。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时间解离是催眠的典型特征，并且人们从催眠中醒来的最可靠信号是他们调整身体定向的努力。鲁利亚甚至报告这种患者所呈现出的“催眠逻辑”他们坚定地认为他们能够同时身处两个地方，就像某些催眠被试在他们体验视幻觉时所做的（Orne,1959）。
这些一致性表明，在经典的催眠中，右脑功能也可以像左脑那样被抑制。事实上，由于右脑功能更综合更弥散的特点，它比左脑更容易改变。所以，在多焦点的左脑语言逻辑功能区没有任何阻塞的情况下，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身体图式失调等问题。这是高度理性化被试的典型特征（Barber,1975)，他们可以用未受损伤的左脑语言逻辑功能，精确描述他们右脑正在体验的感知觉解离。鲁利亚也对这种情况做过评论，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将用能说会道的语言表达方式，去努力掩饰由于右脑损伤所带来的个性和意识状态的变化。这听起来很像那些高度理性化被试的模式，他们往往会否认且依然不知道他们右脑功能的改变方面则是错的。对所有功能错乱的这种坚决否认，也是右脑器质性功能紊乱患者的一个特点。
这些考虑表明，把催眠看作右脑的某种功能可能太过简单了。通常用暗示放松和舒适诱发催眠的方法，往往会改变左脑和右脑的运行。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为什么右脑的功能通常会比左脑有更明显的改变。因为左脑是显性的并且其运行更为聚焦，而右脑在催眠体验学习的早期阶段往往更容易被弱化。大多数人有早已养成的习惯，对他们左脑功能的保持和控制，多于对他们的右脑，所以右脑往往比左脑更容易被弱化或改变。因为左脑是意识的语言逻辑中枢，所以它可以让它自己否认或“抵抗”催眠治疗师的语言逻辑暗示。相比之下，右脑习惯于与它自己左脑的语言逻辑表达进行合作。于是右脑只需要顺着治疗师的语言暗示，扩展这种合作功能即可。
所以，最近这些关于左右脑半球功能特征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对催眠现象的理解。它们为一种旨在进一步探索催眠体验和暗示手段，以便改变传统程序和创造新的方法的有趣假说提供理论依据。这种神经心理学方式去除了暗示中的语言“魔力”，为我们把催眠感受性理解为既是遗传的又是习得的个体不同的行为反应模式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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