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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司马迁专心著述《史记》的第五个年头，却突然遭受巨大的灾难——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前99）汉匈之乱开始，汉武帝派他的爱妃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攻打匈奴，想让其借军功达到封侯的目的。同时让李陵为李广利做后勤保障，可是李陵却提出愿率领自家的五千士卒单独出兵，汉武帝很不高兴，告诉李陵，我没有多余的军队派给你，李陵便率领这5000士卒出发。
开始时比较顺利，不断有进军得胜的消息传回，后来就越来越不利了。大单于有三万兵力，与李陵的五千人作战。李陵的部队作战非常勇猛，杀死了对方几千人，后来大单于从左右贤王处调来八万人，一共有11万人对抗李陵的不足五千人，但是李陵的攻势太猛，大单于准备撤兵。
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意外，有一个部下受到上级的侮辱，投降了叛军。他将李陵部队的真实情况透露给了敌军：那就是李陵没有后援，用于连发的弩机剑快用完了。在得知真实情况后，大单于集中兵力进行总攻，李陵的3000兵士伤亡惨重，李陵被俘。
汉武帝听说李陵战败的消息非常震怒，他看到大殿上身边的司马迁，便询问司马迁有什么办法，司马迁的本意是想安抚一下汉武帝，另外也看不惯大臣们夸大其词、落井下石的态度，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李陵有国士风范，他是一国当中最优秀的人，他是一心要报效国家的。
二是李陵的5000士兵杀死的敌人数量已超出万人以上，是很了不起的。
三是李陵投降是出于一时无奈，虽然归降了，但是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他一定会报答汉朝。
汉武帝听罢，龙颜大怒，认为他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将军李广利，将他关入大牢。
当时一个人犯了死罪，大致有三个方面可选择：认罪伏法，这一条司马迁是不能接受的，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他理想的宏伟大业《史记》还没有完成，他万万不能去死。
还有两种情况可以免死的，一是拿出大量的金钱赎身，那个数字对司马迁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他根本就拿不出钱。二是接受宫刑，其实摆在司马迁面前的只有这一条路，如果想活下去，只能接受宫刑。这是一个对身体与精神双重折磨的酷刑，他要承担的是男人的另类，士大夫的另类，文化人的另类，受着终身的羞辱。
人具有社会性，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那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然而，作为男人、士大夫的司马迁失去了人的尊严，但是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迁却获得了新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从此，他从最看不起的底层人的视角看人、看历史、看人生，对《史记》当中的人物评价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他的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也改变了他对钱的看法，他认为追求富有没有错，关键是要取之有道。他写的《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至诸侯王，下至百姓，追求金钱没有错，错的是获取金钱的手段。
钱不是万能的，可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比如这次，如果有钱，不就可以免去宫刑之苦了吗？
司马迁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这篇文章，可以说已相当熟悉，读《史记》必读之，学习司马迁必读之，所以在此录之，重新学习。
任安是司马迁的好朋友，他写一封信给任安，谈他的想法，认为一个人要成就事业，要想写下永垂不朽的著作，一定要经受得住磨难。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
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
大约在司马迁52岁时，《史记》一书已基本完成，从此以后，就没有任何记载可考了。经王国维考证，大概卒于汉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汉武帝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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