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年初，四大行ＮＣＤ发行规模大增，已经说明四大行没可能继续佛系了，开始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存款大战中，付息成本提升在所难免了。根据兴业银行乔永远判断，１００个基点利差，７－８０个通过提升存款利率实现，２、３０个通过市场化负债下降来实现。按照这个观点看，信贷资产没能力转移3次加息的资产，肯定要收缩净息差。兴业的资产结构比较有意思，三分之一信贷，因此，毛估估这种变化对兴业的实际影响几乎为零，因为，三分之二资产负债下滑基点数，基本上抵消掉信贷上升基点数，且是不考虑资产定价提升情况下。这里面的数学很简单了，中学水平。注意，乔永远用的时间判断，是未来两年单边加息3次，也就是利率市场化最后一跃，还有2年过渡期。我前面预期的顶天3/5年既可以彻底拨备极端情况下不良，于此是基本吻合的，这些可以算出来，时间窗口不会有很大差距。】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利率市场化冲刺
利率市场化正进入冲刺阶段，外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贷款利率已完全实现市场化定价，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促使利率市场化再进一步。如何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成为摆在银行业金融机构面前的迫切命题。业内有声音认为，利率市场化会倒逼银行加快经营模式和经营战略转型，伴随着银行业转型调整，净息差将逐步稳定回升，并回落至合理水平。不过也有担忧的声音表示，在负债荒的背景下，银行出于拉存款的压力，会竞相抬高存款利率，进而导致银行存款成本提升和净息差的收窄，对银行的盈利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对于储户而言，今年银行存款利率优惠尺度超出往年。以零售之王招商银行为例，4月明确存款利率最高上浮基准50%，已达监管指导价格的“天花板”。除市场本身竞争之外，监管方面也可能进一步放松存款利率上浮50%的限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4月12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机构成员召开会议，就存款利率上限调整相关事宜进行讨论。但对于市场传闻放松至基准上浮65%，该说法未获消息人士认可。
据一名国有大行资产负债部人士介绍，目前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利率红线是基准上浮50%，根据不同银行类型，上浮限制不同，比如，国有行的指导上限原是30%，股份行为40%。
另据某股份行零售中层表示，该行零售存款定价和期限有关，两年期以下最高上浮基准50%，三至五年期最高上浮相应基准40%；对公存款全部执行最高上浮基准50%。
对于银行而言，放松存款利率上限，究竟是利是弊？是否会进一步提升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目前来看，银行能力分化导致可能反应不一。但贷款利率上调可期。
“加息”还是“利率市场化”？
市场对放松存款利率上限解读不一，最大的区别在于，究竟是将其理解为央行加息，还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兴业银行首席策略师乔永远及其团队认为，2016年四季度以来，存款利率走势与市场利率走势存在脱节。过去一年，两者之间的利差拉开了100bp。预计随着年内流动性预期转暖，货币市场利率仍有进一步下行可能，幅度预计在20-30bp，相应的，未来1-2年，存款利率还需要上行70-80bp，这相当于两年内存款单边加息3次。
特别是其报告中提到，今年持续走热的结构性存款，不但成本高企，未来或许还将为监管关注，因此，结构性存款不应也不能被视作法定利率存款的替代。从此意义上，法定利率存款存在上调的必要。
在是否“加息”的讨论框架下，市场更关心的是央行的真正态度和指挥棒。毕竟，自2015年一年内五次降息后，存贷款基准利率就没有调整过，而两年多来被解读为央行“加息”的其实是针对货币市场的价格引导。
而若以利率市场化来理解此番央行拟放松的存款利率上限指导，则涉及更宏大的议题，包括商业银行发展路径与策略。
目前市场已普遍将央行行长易纲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相关表述作为理解此番调整的背景。易纲表示，在中国正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仍存在一些利率“双轨制”，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目前我们已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限制，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可根据基准利率上浮和下浮，根据商业银行自身情况来决定真正的存贷款利率。其实我们的最佳策略是让这两个轨道的利率逐渐统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市场改革。
回顾易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2009）一文，其指出，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步骤之一是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如果央行放松了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管制，又没有其他可靠的代替基准，结果可能更坏。而放松管制的时机由新的定价基准成熟的时间决定。”
至于该基准是什么，易纲对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可谓寄予厚望。“SHIBOR的权威性决定了它能否在央行首肯下，替代官定利率成为市场存贷款利率定价的基准。”“SHIBOR基准利率地位确立后，央行对利率的管制将逐渐淡出。未来可探讨贴现利率与SHIBOR挂钩的可行性，以此为突破口，可为后续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经验。”
在利率市场化语境下，银行面临的挑战维度将大大拉大。正如国信证券王剑撰文引用某位银行专家的观点，“不要说负债荒，也没有资产荒，从来就只有能力荒”。
竞争严酷，息差分化
“更没人可以给我们出钱了。”诸如此类股份行客户经理的担忧在当前银行业绝非少数。依赖较大的同业资金来源被大大限制，而吸收一般性存款的“贷款派生”老路也陷入了某种死结。
根据《农村金融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大额风险监测和防控的通知》（银监发［2018］12号文），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全口径授信管理制度，将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债券投资、特定目标载体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贷款承诺及其他银行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全部纳入统一授信管理。同业业务方面，严控对省外金融机构，出现负面舆情以及经营情况不明金融机构的同业授信。对辖内资金业务活跃、同业资产占比高、监管指标异常波动的机构，要进一步加强监测的频度和深度。
根据12号文，农村金融机构要将同业客户全口径综合授信情况和单一同业客户的情况进行穿透式上报，这意味着，依赖同业资金的银行将多维度暴露在监管视野下。
银行负债怎么办？
当前的现实是，一方面，银行普遍大力发行高息结构性存款，超出市场预期的是， 2018年2月末国有四大行个人结构性存款规模同比涨幅超80%，且利率方面与同期银行理财产品相当，目前多在4%以上的水平，一般也高于大额存单利率；另一方面，从各银行挂牌存款利率（还不是实际落地利率）来看，较大部分也没有一浮到顶，且期限越短，越接近基准利率。
且此番央行拟进一步开放存款利率上限指导，而非直接取消上限指导，由此引发恶性利率战的担忧可能过虑。再结合上市银行2017年报披露的息差信息，银行在市场化竞争中出现了较大分化，难以一概而论。
比如，对于国有大行而言，2017年息差全线反弹，工行、建行、中行、农行的净利差分别为2.10%、2.10%、1.85%和2.15%，较2016年分别提升8、4、1、5个基点，邮储银行甚至提升了12个基点至2.46%。但同时也能看到大行今年发行同业存单和个人结构性存款的力度明显加大，说明大行在负债方面的“进攻性”较强。
对于股份行和城商行而言，2017年年报显示，普遍出现息差收窄情况。比如，招行净利差下降8个基点，中信、民生、光大、平安、浙商等降幅均在20个基点以上。而城商行中，除了宁波银行，降幅均在20个基点以上。
对银行而言，一方面是尽量稳住负债成本，另一方面则是提高资产投放收益。股份行和城商行普遍反映，将加大对高收益业务的投入，比如倾斜个人经营性、小微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降低房贷业务占比等。
“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是好事，与其靠结构性存款套利，还不如放开上限让大家自己定价。”某城商行零售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一判断在受访银行业人士中具有代表性。
今年以来，贷款利率涨幅也显而易见。存款利率进一步上升后，大概率也将向贷款利率传导。有某股份行对公客户经理就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信贷额度相对企业需求明显不足，特别是对于房地产公司而言，目前新发放贷款利率已经超过8%，预计下半年还有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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