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1878年的山西，用“人间地狱”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78年到山西赈灾。下面的文字摘录自他的回忆录。

1月29日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1月30日：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地，发现一个男子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到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2月1日：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

2月2日：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他们的衣服被拔去换吃的去了。

2月3日：今天只见到了七个人，全是男的。（这大约就是百里无人烟的吧）

2月4日：在旅馆里，我听到了父母易子而食的故事，因为他们无法吃自己的孩子。也听到人们议论，现在没有人敢到煤窑运煤，因为运煤者到骡子、驴子甚至他们本人，都有可能被杀死吃掉。

“（在路上）我还听人说，三天之内，在路边上他们亲眼见到270具尸体。处在这么可怕的景象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和心智……我是置身于活人之间，还是于正遭受折磨的死人为伍？”

山西是怎么变成了这么一个人间地狱的？

丁戊奇荒

1876-1879四年间，中国华北地区出现了连续四年的特大旱灾。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这两年灾情最严重，因此史称“丁戊奇荒”。

临危受命出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这场旱灾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广。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

这其中，尤其以山西、河南、山东灾区最严重。以山西为例。

1875年，光绪皇帝刚一上任，旱灾就露出了苗头。这一年，整个北方都雨水稀少，山西全省有101个州县，有19个县受灾。其中到了1876年，大旱正式拉开帷幕，全省有39个县灾情严重。1877年，旱情扩展到全省92个县。1878年，灾区略有缓解，全省共有56个县受灾。

连续四年的旱灾，将山西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在可以吃的粮食都消耗一光的时候，人们开始吃树皮，草根，观音土之类，当一切能吞食的都被耗尽之后，最残酷的一幕就出现了，1877年入冬后，人吃人就开始了。

在有些地方，成群结队的饥民到处挖尸体、抢尸体为食，导致一些人把装有亲人尸体的棺材放在家里不敢声张。有前往赈灾的西方传教士记载，有时候一间房子里有三四具棺木，“我被告知，这在许多情况下多归因于一个事实，在当时一旦这些躯体被置于土中，他们马上会被饥饿的邻居挖掘出来吃掉。”更有甚者，据当时人记载，各灾区都曾出现过公开贩卖人肉的市场。

吃人肉的事情有违传统伦理，有些尽职的地方官还是会干涉的。曾有一位 吃人肉的妇女被抓住以后，诘问审讯的官员：“既然狗吃人肉都可以合法，那 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些没有食物可吃的人来说就是犯法呢?”

当然，最严重，还是骨肉相食。常言说，虎毒不食子。然而，在极端情况下，有些父母为了活命，什么道德都没有了。山西平阳府（今临汾）1878年正月就报告有食人案十余件，其中城内一案城外一案，都是妇女杀死自家幼童以取食。当然，还有一些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的，会和其他父母交换孩子吃。

卖儿卖女则更是寻常了。据传教士引用当地衙门保存的登记薄计算，单独在灵邱县，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出卖了。只要能活命，价钱都是好商量的。按当时人留下的文字记录称“卖妇女有一二百钱者，有一二饼易之者。”一两百文钱或者一两个饼就可以把自己老婆女儿卖了。

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和同僚的一封信中说，古人形容饥民，轻则面如菜色，重则枯樵瘦削， 而我现在看到的， 则如同地狱一般。

西方传教士们留下了一些他们前往山西赈灾时看到的悲凉景象。“途经各村庄时，没有 一点欢迎或指责的声音，只有令人吃惊的一片寂静，悲惨到无药可救”。

“当我们走过一些地方时，那儿的大街和建筑物能显示其昔日的繁华，现在却只有一种很奇怪很可怕的感觉，因为我们发现自己的彻底孤独，我们只能听见的， 是在急急走过空旷街道时自己的脚步声的回音。这些城市实际上是死人的城市。 我们曾好奇走进其中一座房屋，但是眼前所见着实令我们震惊，以至于从那以后 我们不再走进任何一座房子，径直往前赶路，因为我们相信房子里肯定会有很多 死人。”

在这场持续四五年的大旱中，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按照复旦大学大学所编《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的统计，山西共有人口1716.9万，到了1880年，只剩下了882.7万，人口损失818.3万，其中最严重的晋西南，损失了67.6%的人口。这其中，多数是死亡了，少数则是逃荒到了其他地方。

这场丁戊奇荒，受灾地区主要是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根据中国人口史的统计分析，河南省总人口损失748万，占灾前总人口的22.2%；直隶的人口损失约为280万，占总人口的10%，山东的人口损失约为190万，占总人口5%；陕西的人口损失约为240万，占总人口的25%。五省累计总人口损失约为2290万，这其中，死亡占了多少，逃荒至他乡的有多少，则没有确切的研究数据了。

为什么山西的损失最大

根据上段列出的数据，丁戊奇荒中，山西的损失最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山西灾情最重，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

山西这地方，山多平地少。大灾发生在清末，那个时候，山西没有铁路、公路，大部分地区又不通水路。救灾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车和人力，运输条件及其恶劣。比如，当时在山西救灾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就说，山区路况稽得不能再糟了，从北部进入山 西的唯一入口是固关，我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见过如此凹凸不平的路面。有些地方六七匹骡马被用来拉应是两匹马拉的车辆。

另有些偏远村庄，甚至道路糟糕到了马车也无法通行，只能靠人力。挑夫往返途中不能饿着，这样，挑夫自己吃掉的粮食可能要比他实际送到灾民手上的粮食还要多。

交通条件恶劣，不仅造成了救命的粮食不能及时送到灾民手上，更造成了极大的财力消耗，交通不便的地方，粮食的运输成本数倍于粮食本身。

屋漏偏逢连夜雨 不幸的时间点

丁戊奇荒发生于1876年-1879年，这是一个不是最坏，但确实非常糟糕的时间点。

自1840年到大灾发生，大清打了几场大战。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同治陕甘回乱。两次鸦片战争溃败很快，战争耗费不算太大，但战争赔款数额巨大。太平天国起义打了12年，同治陕甘回乱又断断续续打了11年，直到1873年才告结束。而就在大旱之际，左宗棠的大军正在打收复新疆的战争。

连年的战乱，不说战争造成的生产破坏，财产损失，单单用于战争的钱粮开支就几乎耗尽了国家和地方的财力。对此，太平天国战争的主力大将曾国荃，在出任山西巡抚负责救灾后，曾说自太平天国战乱以来，山西省奉命筹措的军饷先后核计不下二千万两，地方财政已经枯竭，“司库一空如洗 ”。

比如，中国自汉代以后，历朝中央政府都设有常平仓，也就是备战备荒用途以及平抑物价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中央储备粮库。在清朝鼎盛的乾隆年间，常平仓的储备有3000万石，而到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咸丰10年，常平仓储备已经只有523万石了，不足乾隆年间的20%。

常平仓储备不够，直接导致了大旱来临之际，政府没有足够的粮食来救济灾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因素。1859年，清政府颁布法令，宣布鸦片种植合法化。因为鸦片种植收入高于种粮，所以不少稻田变成了鸦片田。就山西来说，原本有550万亩左右田地，其中有90万亩种上了鸦片。这无疑会降低了政府和各个家庭的粮食库存储备。

这个背景下，大灾来临，政府赈灾的所需钱与粮都严重匮乏。浩劫在所难免。试想一下，如果大旱发生在康熙、乾隆或者雍正年间，大概死亡人数会少很多吧。

后世影响

对于这么一场造成了约2000万人死亡的大浩劫，国内的研究并不多。特别是它对后世的影响，鲜有人论及。

下面是我个人的三点推测。

中国人传统上是安土重迁，不愿意离开家乡的。但是山西这个地方，山多地少，为了寻求出路，许多山西人选择了外出经商，从明朝起，晋商在全国就享有盛名。但是丁戊奇荒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后，人均土地资源倍增。据统计，此后山西外出经商的人就大幅度减少了。晋商为什么会在近代衰落，这可能是内在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原因，我就不展开说了。

我们知道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在民间兴起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传统农民和西方传教士及教民的冲突。丁戊奇荒中，外国传教士在山东、山西做了大量的赈灾工作，这些赈灾义举吸引了这两个省许多受到救助的农民信了基督。而20多年后的义和团运动，最早起始于山东，闹得最厉害的则是山西。这中间，是不是有某种因果关系存在呢？

第三个猜测。大旱之年，人们并不都是坐以待毙的，许多人选择了逃荒。山西人逃荒的一条重要路线就是走西口到内蒙。大量逃荒到内蒙的山西农民，改变了内蒙的人口结构，将内蒙的经济结构将纯牧业变成了半农半牧，使得内蒙和内地汉族地区的关联变得紧密。民国期间外蒙古独立了，内蒙古则留下来了，这个是不是原因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