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的记忆中，春夏秋冬四季，我是最盼望冬天到来的。那时候盼冬天，是因为故乡的小村庄，留给我的记忆，是父母终日忙碌地身影和干不完的农活儿。只有冬天农闲时，不再下地干活儿，才能有短暂的清闲。
我父母是闲不住的人，每到冬天，别家都在享受难得的农闲时光，我妈妈则去外婆家捡牛肠子、买猪头和香菇木耳拿回老河口卖。外婆家住保康县歇马镇，大山深处，交通不便，全天只有一趟早5：40分到神农架的班车经过那里，舅舅入冬就开始买猪头放在家里，等腊月初九外婆过生日时，妈妈去给外婆祝寿，再把舅舅买好的猪头拿回老河口卖。妈妈去外婆家时，就跟父亲定好回来的时间，到了那天，父亲拉上板车到车站等她。
从外婆家到老河口，要翻过海拔1300米的红岩寺，若遇降温，山顶就是雪花飘飘。红岩寺山大林密，盘山公路拾级而上，背阴坡处日日结冰，积雪第二年春天才化，车子经过时不小心就可能坠入悬崖。如遇恶劣天气，班车就得停运。
我八岁那年，雪下得很早。到了妈妈定好回来的日子，一大早，父亲站在家门口，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对我们说，这天气会不会隔车，不知道你妈回得来不。父亲的语气是担忧的，我也担心妈妈被大雪阻隔在外婆家。父亲说完拉起板车往车站赶，雪地里留下两道车轱辘印，马上又被大雪覆盖。晚上很晚，父亲才一个人回家，他告诉我们没等到车，那时通讯不发达，车站工作人员无法联系上跟车司机，父亲只能等到天黑，确认车子回不了老河口，父亲才敢回家。
后来连续五六天，父亲早早煮了早饭，让我跟弟弟吃完去上学，他赶往车站等妈妈，很晚又一个人回来，越往后，他的脸色也如同天气，越来越阴霾。那天，雪比前几天更大，很晚了父亲还没回家，我煮了一大锅红薯面籽儿等父母回家吃，弟弟不吃，他哭着要吃妈妈擀的面条儿，我哄他说妈妈回来我们就有肉吃了，你去把火盆里的火烧着，伯伯(我们把父亲叫伯伯，叔叔叫爹）和妈回来有火烤就不会冷了。小小的人儿，爬在雪地里，从柴垛上刨出一大堆湿柴抱回家，在火盆边吹啊吹，烧过的柴灰被他吹得四处乱飞，再落到他头上身上，弟弟手上脸上沾满一道道黑印，糊得像个小乞丐。不一会儿，柴火炕干后烘烘燃烧起来，火苗窜起来比弟弟还高，红红地火苗映着他脸上清晰地泪痕。
呜呜地风，夹杂着落雪的沙沙声，使冬日的村庄显得更加寂寥，夜越来越深，我和弟弟越来越害怕，我们拴上两扇破旧的木门，把火烧得旺旺地，我俩坐在火盆边一起哭，边哭边竖起耳朵听门外的动静。有一点响声我们就趴着从门缝儿里向外望，即盼望父母归来的身影，还得看好家里的猪和牛，怕父母不在家被小偷偷去。雪太大，树枝上的雪不时“通”地一声掉下来，每响一声，我和弟弟就胆战心惊一次。忽然“咔嚓”一声，门口的树枝被雪压断了，弟弟嚎啕大哭。我哄不住他，只有拼命往火盆里添柴，似乎，只有火光能带给我们一点热量和胆量。
弟弟哭累了，坐在火盆边抽抽噎噎，我让他去睡，他不去，他说怕妈妈掉到山崖下再不回来，他要等到妈妈回来再睡。不知过了多久，当村里的鸡叫声此起彼伏时，我们终于听到脚步踩在雪地里的咔吱声，我和弟弟把脸贴在门上，从门缝儿向外看，看见两个人影往门口移动。
“姐姐，那是不是伯伯、妈？”弟弟指着路上的人影哽咽着问我。我抓着他的小手，捂着他的嘴怕他哭出声，我对他说，如果不是伯伯和妈，就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只有我俩在家。
当两个人影走到门口的皂角树下时，我们认清了，是父亲和半月未见的妈妈。我急忙拉开上面的门栓，弟弟踮起脚去拉下面的门栓。门一开，冷风裹挟着雪花往屋里灌，父母落满雪花的身影也走到门口，父亲挎着妈妈大大的旅行包，妈妈手里提着一个猪头，她的头巾上全是雪。我和弟弟扑到妈妈怀里，妈妈顾不上掸去身上的雪，她搂着我们，一连声对我们说，包里有舅舅带给你们的板栗和核桃，妈拿给你们吃。弟弟在门缝儿里夹破两个核桃后，没顾上吃，就在妈妈怀里睡着了。
第二天听妈妈跟村里的人说，不通车，她不顾外婆和舅舅劝阻，偷偷搭上一辆货车，多给一半路费，货车司机带她出山的。妈妈怕父亲在归来的日子接不到她担心，更怕我和弟弟在家无人照料，就不顾自己的安危，出此下策只为早一天回到家。
妈妈回来后，把带回来那个猪头卤了，她说让我们先解解馋，寄存在车站的那些，卖不完的再拿回家吃。那个冬天虽然冷，但此后，我们每天有香香的猪头肉和牛杂火锅吃。
那个夜晚，从此在我心头烙下一道滚烫的印记。以后很多年，只要下雪，我就忍不住想起那个冬天，想起火盆里飘起的火苗，和父母落满雪花的身影。
艰难的日子虽已远去，那些年父母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却一直深深、深深根植在我脑海里。每每忆起，平凡的父母，在我心里便像山一般高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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