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笔已经距离《儒生传》五个月了，这篇算得上是小中篇的小说是我迈向长篇的一个尝试。
2015年底的样子，我开始认真对待写作这件事，时值25岁。有很多人劝我不要做小说，因为无用、无钱途。我认为自己一定要做。不是为了买表链吃饺子，而是觉得作家和引车卖浆有区别。作家情操特高尚。
写到2016年，现在是2016年近年末，没有写出一篇像样子的小说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遭受打击。
第一，给《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的投稿无数次石沉大海，而况每次投稿都需要巨额邮费。因为《北京文学》表明不要电子稿。《收获》、《十月》没少试，通通失败。只有《中华文学》说我的中了奖，发了函，又叫我去西安领奖，但想到路途遥遥，又或者惧怕这是一场骗局，终于没有去。《红石峡》收了一篇文章，竟然是我那篇极其天真烂漫的《当风在跳舞时，你在想什么？》给了我点稿费，我请周先生吃了一顿豪华版的红烧肉和玉米排骨（120元的稿费只够点这两个菜）。后每期都送我样刊，这是我唯一的安慰。
第二，我最喜欢的导师和老师对于我的作品，反应淡淡。这比正面批评我写的差还叫我难受。我总以为这样等于说告诉我“你根本不适合这条路，好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吧。”现实对于一个有梦想的人来说无疑太残酷。
第三，我遭受的是各种媒体的冷淡反应，这包括我的作品23万多的短篇小说，竟然无法和《起点中文网》签约，两次申请都失败，微博发文阅读量也就350次的样子。这样的反应于我而言太可怕。我虽然还清醒于这是一个文字没落，电视电影媒介兴盛的时代，可我终究还是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机制。
在不断的打击中，我一直想着一些退出江湖的事。比如经商，比如教书育人等等。
最后，感觉写作这件事真的是生无可恋。
最近的一次打击是和一个同行的交流，我叫他灰灰。他说，我写的文章语言有问题，这不等于说你建的高楼大厦地基没打好吗？
我忽然又想起导师曾批评我“地得的”不分。我直呼“此生不和处女座打交道”。后来我在努力地改“地得的”。真心烦躁！
尽管这种种，最近在心灵空虚的时日里，我又抓起笔摇头晃脑想一些题材。
周先生劝我写点鸡汤文，买个好价钱。
我给了他一锅煮熟的白眼。
固执己见的人，她一生都固执己见。
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人识破我“一根筋”。看来果真如此。
最近，觉得自己又蠢蠢欲动，申请了“杜婉”公众号，每日将一年前的稿子挨个儿推送出去。想让大伙儿吐槽，没想到没有这个功能。
那也罢！
《知识分子的背叛》、《最后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死亡》这种文章读多了人难免滋生绝望的情绪，而况现实中挚爱文艺的几个学长学姐都转行了，这总叫人伤感，有点儿“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缩头乌龟气质。
我今日最震撼的应该是看到中国学者尤西林坐在梭罗小屋里的一张照片，鬼使神差。我不知道心灵什么东西被触动了。总之，一下午又在发呆中度过了。
梭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当初周先生正是买了这本中英文两个版本的《瓦尔登湖》，我才正经问他能搞得到其他书吗？这蠢人后来用几天几夜给我整了一个书库——读书人最恨的电子版。好在，喜欢的作家都在其中。
原来我读着梭罗坐在他小屋里写下的“我讨厌人类”时，我曾设想过一万个版本的梭罗小屋。可能是电影看多了，我觉得梭罗小屋应该是一个小、精致、奢华美观的二层小楼。因为，美国人在建造房子方面似乎比较有天赋，一个农民自己都能建一所漂亮的小别墅。
没想到尤西林坐的小屋，是一个极其简陋的地方。床上铺着麻色的床单，旁边是一张木桌，一个黄漆刷的凳子。真的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比看胸透还直白。
然而，细思起来，这不就应该是梭罗吗？那个写出《瓦尔登湖》的人。他的生活方式不正如此吗？
排除一切多余的装饰，就是一个极简。他的丰盈在灵魂里。
而写作这件事，本来就是作家人格和思想的文字形式凝聚态。为什么我们总是雕刻不出一个震惊世界的作品，为什么我们的作品总能以随处可见的粗制滥造出现。也许“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同现实实用理论的出入总是将自己搞得面目全非吧。
如果要坚持一个梦想，总要付出点儿什么，一颗纯粹的心灵大概是必不可少的。杨丽萍为了孔雀舞付出了两根肋骨，我却整日不甘寂寞地埋怨着世风日下。
总在寂寥时喜豪言壮语，今日亦然。
祝自己长生不老继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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