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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妈妈被检查出了卵巢癌。当时的我茫然无措，只会一遍遍在手机上搜索这个关键词，期待找到一丝希望。在不安和焦灼中度过了两个月后，2018年3月，我决定开始写这份记录。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写任何东西发布到网上。可就是在写这些的过程中，我的情绪得到了纾解，连勇气也在不知不觉中生了出来。正是它们陪伴着我熬过了在医院中一个个寒冷的夜晚，给予我陪伴妈妈走下去的勇气。
我仍然记得拿到化验单的那一天，独自站在昏暗的走廊里，脑袋一片空白，却没有掉一滴眼泪。迷茫也好，无助也好，这些情绪我都必须要藏好，不敢在妈妈面前表露丝毫。她一直是个敏感的人，任何的蛛丝马迹都可能被抓住。
小时候我哥贪玩，为了玩电子游戏，他想过各种花招，可每次都能被妈妈识破。玩游戏时要用风扇吹电视机的后背散热，关机之后要用拧干的湿毛巾给变压器降温，遥控器摆放的位置也十分讲究，之前就要记好，连一根头发丝都不能出错。那时候互联网还不发达，上面的每一条经验都是我哥一个脚印一巴掌，一把鼻涕一把泪实践出来的，并且在之后的日子里，不断推陈出新。
上次住院，妈妈也显示出了她超人的敏锐。隔壁床的阿姨由于当天不用打针，就和护士请假回家了。回去前，她折好了自己的被子，并在上面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毛线疙瘩。
而这一切都落入了一旁妈妈的眼中。她拽过我，悄悄示意我看那个被子道：“你看那个阿姨，回家之前折了被子，还在上面留了个毛线球，肯定是不想别人睡她的床！”
我疑惑又难以置信道：“不会的吧，应该就是凑巧而已。再说，放个毛线球有什么用，人家要睡，还不就睡了，第二天就算知道，也无济于事。”
我一边这么说着，心里是完全不相信的。直到第二天，我坐在我妈的病床前接受了来自这位阿姨的严厉质问。
“是不是你昨天睡了我的床？”她看着我，手里抓着她那已经被打散在床上的被子。
我显然还没从刚刚和妈妈讨论的早餐吃米粉还是面条中转过弯来，看着她的嘴一张一合，硬是一句话也没能回答上来。
“不是的，我家孩子晚上没在医院，是早上护士过来查房整理过的。”妈妈忙在一边打圆场。
“哦。”阿姨语气缓和了很多，她显然也意识到大清早一过来就兴师问罪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因此在之后的几天里，对我们的态度都异常的友好。
其实这件事情上，妈妈撒了谎。确实有人睡过那张床，只不过，那个人不是我，而是隔壁床的陪护阿姨。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妈妈选择了帮她们隐瞒。
这也是妈妈的处事哲学。她不好争斗，无论是与外人还是与家人，能忍则忍，能吞就吞，很少去主动表达自己的情绪。愤怒也好委屈也罢，只要不是把她逼到了极限，她都是默默自己消化掉。
年轻的时候与我爸爸相处也是这样。虽为夫妻，妈妈却极少向他吐露自己的委屈与苦楚。到后来我爸中风，脾气与身体情况都变得糟糕起来，妈妈也很少和我们抱怨。
现在想来，当初我爸病重偏瘫，我却不曾觉得生活有什么改变，全是因为妈妈用她瘦弱的肩膀一人挑起了所有的重担，而我和我哥才得以这么没心没肺地生活，不知家有病人的辛苦。
妈妈也是个善良的人，之前病房一个奶奶，半夜还在与人聊天说笑，扰人睡眠。那时妈妈的嗓子坏了，无法说话，便敲桌子示意，但第二天她起来却非常地内疚不安，一直让我给那位老奶奶多送几个水果过去以示歉意。大年初一那天隔壁床的一个阿姨打化疗却没人照顾，妈妈便让我去给人家买午饭。同病房的阿姨奶奶不管谁需要帮助，她总是第一时间示意我过去。
我一直知晓妈妈的善良隐忍同时又觉得她是个有些懦弱的人。但直到有一次听她说起年轻时的故事，听她说自己如何如何硬刚一个正在偷窃的小偷，如何如何被那个小偷记恨，被跟踪了整整一天。那时我才发现，自己对她的了解远比以为的要少得多。
我的妈妈同众多她那个时代的人一样，热心肠、好管闲事、忠诚，但又不太爱守这个时代的规矩。她们有时候被叫做广场舞大妈（虽然我妈从来不跳广场舞），有时候又被叫做中国大妈，仿佛社会对她们充满了恶意。但我觉得，她们也许只是受时代所限，身上的很多行为留着那个时候的烙印，洗不去，改不掉。
时间的洪流毫不留情，带走了她们的青春、健康，她们的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反应能力。而时代的发展却又那么迅猛，于是她们脱节了，呆呆地被留在了原地，固守着曾经的习惯。而我们这群所谓的文明人，也只是野蛮地把这个时代的生存守则扔到她们面前，没有解释，不给时间，强拉硬拽，迫使她们跟上步伐。
这场大病仿佛一个契机，给了很多我和妈妈单独交谈的时间。我听到了不少关于她的故事，有时候仿佛更了解她了，有时候又仿佛更加看不懂了。但愿命运之神眷顾，给我们母女多些美好的谈话时光，让我走近她的哲学，她的时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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