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叔叔家，我茫然地开着车，竟然没有直接回家，却朝着市立医院的方向驶去。
而当市立医院那撞灰白色的大楼距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却没有开进医院的停车场便绕回来了。“我怎么开这里了？”对于自己下意识的行为，我清醒过来，见不到德子阿姨，也不知道她现在的治疗情况，我只能干着急，“这该死的疫情！都是因为你才被禁止探视的。”我沮丧地骂了一句。
虽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叔叔那里呢，每个周末下班后我会顺道绕过去看一眼，那个点正好是护理员刚刚结束服务的时间：19点以后。
叔叔，澡洗完了，晚饭也吃完了，一个人坐在他永远不变的位置上面对着电视，电视节目仍然是职业棒球赛，音量有点吵。
他看到我，会稍微起一下上半身再坐回去，接着会问：“你今天工作？”。
他每次这样问，我心里就想，在叔叔眼里我应该24小时都在工作。
为什么叔叔总是问我“工作”呢？因为他周围的女性，自己的老婆不用说了，就连二男的老婆他的儿媳妇结婚之后也不工作了，还有他的大儿媳妇一男的老婆，那更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女人，别说工作了就是车也不会开。
除了身边的女人们，再看看叔叔的几个亲人的下一代，他们分布在其他县市，不上班在家啃老的侄女，侄子的闺女等等大有人在。
像我，一个外国人，一个在异国他乡努力工作的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在叔叔眼里，我是特别的，我的存在使他这样一个典型的日式大男子主义者，对女性走入社会有了重新的认识。
没了德子阿姨在中间，我和叔叔的谈话除了“今天上班”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话题了。
叔叔家客厅一个醒目的位置，总是放着一本橘黄色的文件薄。我每次去，在答完“工作”的问话之后，得到叔叔的同意，会习惯性地翻开这本叫“訪問介護日誌”(访问护理记录）的文件夹。
里面是叔叔的个人信息，服药内容，忌食食品，紧急救援电话，介护计划，还有每天护理员做的详细护理记录。
我看护理记录上的签名，便知晓负责叔叔的有四个人，他们好像一人轮一天，一天就是早上和晚上两次上门服务。护理记录的字体有娟秀的也有幼稚的，但是都不潦草。我知道做护理记录需要客观地写下服务对象的身体・精神状态，提供的服务内容，服务之后对象的反应，留意事项等等。这是一件说容易就容易说难就难的事情，我在刚开始做护理员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用日语记录，不过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专业到可以应付自如。
这一点也体现在我阅读护理记录上，我会很快从记录的文字中捕捉到问题所在。叔叔的也毫不例外，我翻阅每一天的记录时发现，几乎每一位护理员都在注意事项栏目上填写：今天的中村先生，有轻微的认知症症状。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于是问叔叔，“您看他们写的日志吗？”叔叔说：“我看那些干啥？二男每天下班后过来会看的。二男来了也没用，两个男人，有什么话可说的，他呆不到5分钟就回去了。”
我又问叔叔护理员做的饭是否合口，叔叔却答非所问地诉说起来：“我们年轻的时候最瞧不起公务员了，如今竟然还有男的做这侍候人的工作，今天来的就是男的，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做的饭菜还很合我口味。”
我一时间无语。
叔叔年轻时正是日本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最没有人气的职种就是公务员，更别说是护理员了。可是20世纪的日本，少子・高龄化使“介护”这个职业备受瞩目而又人才短缺，国家每年都在努力提高护理人员的收入，使很多男性也参入了这个领域，据日本公益財団法人介護安定中心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有不到30%的男性服务在一线。
叔叔的话使我心情复杂起来，可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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